蔡美儿（中）与大女儿蔡思慧（左）和二女儿蔡思珊（右）

 
 
 
 译者序 “中国式妈妈”→“美国式成功” 
 我是本书的翻译，也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中国妈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有幸赶在众多读者之前，走近了本书作者蔡美儿。 一页页地感受美儿教育孩子的真实和真情，一遍遍地惊叹美儿的投入和执著，一次次地体验美儿的超凡和绝然，一步步地走进美儿的喜怒和哀乐……美儿的鲜活形象越来越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不经意间，我就被美儿深深地吸引了，打动了。 我不得不说，做母亲做到美儿这份儿上，真的很震撼！ 
 
 引发竞价大战的猜想 毫无疑问，出生在美国、生活在美国的美儿，当然是一位“美国妈妈”。可在本书中，美儿却总是骄傲地称自己为“中国妈妈”。而在美国人的眼里，她却是两位“音乐神童小姐妹”的母亲，充满传奇色彩，并散发着几分东方的神秘。 美儿有两个女儿——索菲娅和路易莎，姐姐17岁，妹妹13岁。从跨进学校大门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她们就保持着门门功课皆“A”的全优纪录。姐妹俩差不多从3岁开始练琴。姐姐索菲娅14岁就把钢琴弹到了世界音乐的圣殿——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大厅；妹妹路易莎在12岁那年，就坐上了耶鲁青年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头把交椅。大庭广众之下，她们的举手投足更是彬彬有礼、可爱迷人，被羡慕不已的美国妈妈看做同龄人的楷模。 在美国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这对姐妹的出类拔萃令美国父母惊叹：“中国式妈妈”是怎样获得了他们极难企及的“美国式成功”？ 或许，这正是本书在美国尚未出版，就引发竞价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成功越来越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方式”不再是一个仅仅与落后为伍、与保守同类的贬义词。尤其是2010年12月，由世界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有34个国家参赛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上海学生一举夺得阅读、数学、科学的冠军，使得中国的教育也进一步吸引了世界人民的眼球。而中国家庭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是也将在今后得到更多的关注呢？ 2010年10月，我随先生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并去了好几个城市拜访朋友。谈起这本尚未在美国出版的书，我的美国朋友依然感觉这位中国式妈妈教育孩子的做法相当“另类”, 这本书很可能会引起西方社会的争议。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她的做法甚至也非同寻常！也许，正因为“另类”或非同寻常，人们才值得走近后看个究竟。 
 
 对“不努力”说“No” 美儿在美国西方文化的包围中坚持做“中国妈妈”， 绝不是海外华人追根寻祖的情感使然，而是在经历中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和认真比较后，她清醒而坚定地认同并选择了中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 美国人特别强调对孩子的尊重，他们常常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孩子。结果孩子很轻易地就选择了放弃，因为没有什么人天生就喜欢努力，孩子们也宁愿张开双臂去拥抱轻松。美儿认为，西方父母对孩子的自尊担忧过多，但是作为父母，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就是你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做每件事情都会有机会成本。因此我们所作出的每个选择，其实都意味着与此同时的某些放弃。而美儿的选择，是在一开始就不给孩子选择“不努力”的机会。我们看到，这其实是最好的一种选择。至于你是让孩子去弹钢琴还是拉小提琴，是玩吉他还是吹长笛，是画画还是游泳……让孩子选择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去做。孩子自然就会体验到，要做好一件事情，他需要怎样去做、要努力到何等程度。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会让孩子在举一反三中受益终身。 
 
 “青春”不会永远“反叛” 我们从第31章美儿的“泪洒红场”，看到她与小女儿露露长期以来的对立和冲突，由一粒小小的鱼子酱而激起轩然大波。青春期叛逆的波涛，冲毁了美儿多年来构筑的坝堤…… 然而，美儿在美国做妈妈的成功，并不会因露露的青春期反叛而黯然失色，也不会因女儿辞去青年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职务而前功尽弃，虽然这令美儿在每一秒钟都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实际上，当露露活跃在网球场上，从刚开始参赛时被人“剃光头”，到打败新英格兰种子选手；当露露主动延长训练时间、狂练反手球，并要求妈妈为她申请额外的网球训练课程；当我们听到露露的网球教练感叹：“她是那种不付出110%的努力，就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小姑娘。”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儿已经把追求卓越的优秀品质，深深地种在了女儿的心里；让自信、执著的基因，成为了流淌在孩子血液中的红细胞；更别说高难度的小提琴带给灵魂的洗礼、情操的熏陶，以及赋予女孩的那份优雅和美丽！而那些曾经魂牵梦绕的旋律，难道会轻飘飘地悄然远去或消失吗？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将目光投向国外，寻求和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并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甚至摈弃中国传统的养育思想之时，蔡美儿——这个“中国式妈妈”获得“美国式成功”的故事，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 最后，请允许我对毕明建、江燕、晶晶、朱莉（Julie）、艾丽珂（Erica）和珍妮弗（Jennifer）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帮助我解读本书的音乐专业术语和难点，才让我得以把这本书生动地呈现给千千万万个读者和母亲。 
 张新华 2010年12月20日于北京 
 
 中国妈妈 在学习上对孩子施加压力是否有害？怎样要求才算“严格”？学习上的生动有趣是第一位的吗？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妈妈Vs.西方妈妈。 许许多多的美国人，都对中国父母如何能够成功地培养出不同凡响的优秀孩子备感惊讶。他们想知道—“制造”众多的数学精英和音乐奇才，中国父母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家庭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中国父母的成功又能不能被他们所复制。 好吧，让我来揭开这个谜底，因为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中国妈妈。 不过，在揭开谜底之前，我们最好还是先来看看下面这些我从来就不允许女儿索菲娅和路易莎涉足的事情： 
 .在外面过夜 
 ●参加玩伴聚会 
 ●在学校里卖弄琴艺 
 ●抱怨不能在学校里演奏 
 ●经常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 
 ●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 
 ●任何一门功课的学习成绩低于“A” 
 ●在体育和文艺方面拔尖，其他科目平平 
 ●演奏其他乐器而不是钢琴或小提琴 
 ●在某一天没有练习钢琴或小提琴 
 
 我总是宽泛地看待“中国妈妈”这个称谓。最近，我遇到一位超级成功的美国白人小伙子，他来自南达科他州（美国读者应该在电视上见过他）。在比较了我们各自家庭的“清规戒律”后，我们发现，他的蓝领爸爸，俨然就是一位“中国妈妈”。我还认识一些来自韩国、印度、牙买加、爱尔兰和加纳的父母，他们也完全拥有中国父母的品质。相反，我所认识的一些出生在西方国家但有着中国血统的妈妈，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却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中国妈妈”。 我也宽泛地使用“西方父母”这个称谓。西方父母们林林总总、风格各异。事实上，我只要走出家门就会敏感地发现，与中国父母相比，西方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迥然不同：有的严厉，有的宽松。父母们的类型也五花八门：同性恋的，信奉正统犹太教的，单亲的，前嬉皮士的，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和出身于军人家庭的……显然，没有一对西方父母对教育孩子拥有相同的看法。因此，当我使用“西方父母”这个称谓时，并不是指所有的西方父母，正如我提到的“中国妈妈”，也不能代表每一位中国母亲一样。 尽管西方父母认为他们要求孩子已足够严格，但他们严格的尺度通常很难接近中国妈妈的标准。例如，我的西方朋友们要求孩子弹奏乐器，每天半小时，最多一小时，他们认为这已经严厉有加了。然而，对中国妈妈来说，孩子们进行弹奏的第一个小时，就像是轻松愉快的热身，而不停地弹上两三个小时，那才算得上是“练习”，才具有一定的难度。 尽管我们对文化差异的老生常谈已提不起兴趣，但在养育孩子方面，的确有无数研究有理有据地证实了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 一份对50位西方妈妈和48位中国妈妈的调查研究显示，70%的西方妈妈认为，“在学习上对孩子施加压力的做法是有害的”，“父母应本着让学习变得生动有趣的思路来培养孩子”。可是与此相反的是，没有一个中国妈妈赞成这样的想法。大多数的中国妈妈确信她们的孩子可以在学校里出类拔萃，她们认为“孩子在学业上的成就反映了家长教子有方”；如果孩子不能在学校里如鱼得水，那就“有问题”了，就说明做父母的“严重失职”。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妈妈每天督促孩子进行学习的时间，大约是西方妈妈的10倍。而西方的孩子，则更热衷于在学校运动队的活动中抛头露面、展示才华。 观察这些现象让我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或许有人认为美国的“运动妈妈”与中国的“功课妈妈”没什么两样，那他们可就大错特错了。与按照日程表监督孩子参加训练的西方“足球妈妈”相比，中国妈妈相信： 
 （1）完成学业总是第一位的；
 （2）考试中的“A–”是不合格的；
 （3）必须要在数学上比同班同学领先两个学年；
 （4）绝不能在公共场合夸奖孩子；
 （5）如果孩子与老师或教练发生冲突，做家长的必须坚定地站在老师或教练一边；
 （6）父母唯一允许孩子参加的课外活动，是那些他们能赢得奖牌的项目；
 （7）而且必须是金牌！ 
 
 索菲娅 
 在我们这个“华裔+犹太=美国”的家庭，她18个月就认识字母表，3岁阅读《小妇人》简写本并开始学弹钢琴。 索菲娅是我的第一个女儿。我丈夫杰德是个美籍犹太人，而我是个华裔。这样，我们的孩子就成了“华裔—犹太—美国”人，属于一个似乎颇具异国风情的人群。确切地说，在某些社交圈子里，这类人的数量还不少，尤其是在大学城里。 在英语里，索菲娅的名字代表“智慧”，而这个词的发音，很像是我母亲给孙女取的中国名字—思慧。 从索菲娅呱呱落地起，她就显示出极为理性的禀赋和特别专注的能力，而这些品质得益于她的父亲。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的索菲娅总是乖乖地入睡，整个夜晚都不吵不闹；偶尔啼哭，也有着格外明确的目的。那时，我正在撰写一篇有关法律的文章（从我供职的华尔街一家法律事务所休产假后，我拼命地想找到一个大学里的教职——这样我就不必再重返华尔街了），仅仅两个月大的索菲娅对此似乎十分理解。在她1岁之前，她都是那么安然而沉静，只是睡觉、吃东西，并瞪着一双纯净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时常文思枯竭、大脑短路的我。 索菲娅的智力发育比较早，她在18个月时就认识字母表。我们的小儿科医生从神经学的意义上否认这种可能性，他坚持说，这只是小孩子的牙牙学语。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拿出一张由蛇和独角兽等小动物乔装打扮的大大的字母彩图。医生看看图片，瞧瞧索菲娅，然后再把目光转向图片。他狡黠地眨眨眼睛，指着一只披着睡袍、戴着贝雷帽的蟾蜍所代表的字母。 “Q！”索菲娅用稚气的嗓门尖声地叫道。 
 “无师自通……”医生惊讶地咕哝着。 我在一旁为医生的非正式测验暗暗紧张。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字母，那是一条飞吐着数根血红舌头的九头蛇。“I。”索菲娅依然准确无误地读出了它。 索菲娅在上幼儿园时就非常出众，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当其他孩子还在用创造性的美国式方法，以小棒、珠子和锥形物体等道具学习从1数到10的时候，我已经在用死记硬背的中国式方法，教索菲娅加、减、乘、除，以及分数和小数，而它们是很难用小棒、珠子和锥形物体来演示正确答案的。 杰德和我结婚的时候曾达成协议，要让我们的孩子说中国的普通话，但遵从犹太人成长的礼节。（我虽然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里长大的，但对宗教信仰并不十分执著，因为天主教在我的家庭里并没有扎下多深的根，是到了后来才有了更多的影响。）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可笑的协议。因为我的家乡在中国福建，我自己并不会说普通话，而杰德压根儿就不信教。我雇了位能不断和索菲娅说普通话的中国保姆。在索菲娅两个月大的时候，我们也第一次欢庆了犹太人的“光明节”（Hanukkah）。 待索菲娅长大一点点，我们发现她似乎吸纳了两种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她秉承了犹太人永无止境地追求和刨根问底的精神，也从我这里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能。我并不是指任何天生就拥有的技能，而是指那些以中国人的方式培养出的勤奋、自律和自信，并让这些素质不断拓展的技能。 刚刚3岁，索菲娅就能够阅读《小妇人》（Little Women）的简写本，能够进行简单的归纳，并用中文写出100个字的短文，还不包括其中的数字。当我看到美国的父母试图用一次又一次的表扬，来鼓励孩子完成那些诸如画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线条或学会挥舞小棒这样极其简单的任务时，我发现中国父母有两件事超越了美国的父母：（1）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更美的梦想；（2）他们更在意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路上到底能“走”多远、能“跳”多高。 我也渴望看到索菲娅能够吸收美国社会最优秀的文化，不希望她像很多亚洲孩子那样，最后成为机器人似的怪胎—有的孩子从父母那里感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仅仅因为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得了第二名就会去自杀！我盼望她多才多艺、全面发展，有自己醉心的业余爱好和着迷的活动，但不是任何小兴趣（比如“手工劳动”这种努力方向不明确的活动；或者更糟，去练习敲鼓，最后可能染上吸毒的恶习），而是更有意义、更难掌握、更能发展高深的艺术造诣、提高自身潜能的爱好。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为女儿选中了钢琴。 1996年，就在索菲娅3岁的时候，她张开稚嫩的双臂，迎来了生活中的两件新鲜事儿：第一次钢琴课，还有她可爱的小妹妹。 
 
 路易莎 
 叫她向东，她偏要向西—我的小女儿就是这样一个“长着天使面孔的野丫头”。 有一首乡村歌曲这样唱道，“她是一个长着天使面孔的野丫头”，说的就是我的小女儿露露。说到她，我就不由得想到如何才能驯服一匹狂野奔放的马。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小露露就经常在我的子宫里大展拳脚，并在我的肚皮上留下清晰可见的“霹雳脚”。露露的大名叫路易莎，意思是“闻名天下的武士”。嗨，我也纳闷，我们为何在她如此年幼之时就为她取了这么个八面威风的名字。 露露的中国名字叫“思珊”，即指“珊瑚”，隐含着精美绝伦之意。对露露来说，这个名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从出生的那天起，露露就有着非凡的味觉。她不喜欢专为婴儿配制的奶粉，对儿科医生建议我们喂她的豆奶也十分抗拒，因此常常饿肚皮。与圣雄甘地无私无畏并配合冥思静养的绝食斗争迥然不同，腹中饥饿的露露每天夜里都挥舞着小手放声啼哭。每当我们的中国保姆格蕾丝及时赶来“营救”时，杰德和我都是一副头戴耳塞、手忙脚乱的狼狈样。格蕾丝用一种带有淡淡的鲍鱼和香菇味道的调味汁，烹制出一款口味绵滑的豆腐脑，竟然令露露止住了哭闹，咂巴着小嘴吃得津津有味。 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我与露露的关系，说我们母女间的对阵犹如打一场“全面升级的核战争”并不能一语中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露露和我非常相似：她秉承了我火暴的脾气、伶俐的口齿和从不记仇的个性。 说到人的个性，我并不相信什么占星术（我认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回避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难题），但是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却对索菲娅和露露的个性作出了完美的解释。索菲娅出生在中国的猴年，属猴之人通常好奇、聪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住他们。生在猪年的人则比较任性、倔犟，其火暴脾气常常“一点就着”，但却从不把怨恨留在心里；他们全然是诚实可靠、拥有一副火热心肠的人。而这—正是露露的生动写照。 出生在虎年的我并不想沾沾自喜、自吹自擂，但是属虎的人一般气质高贵、勇敢无畏，他们强壮有力、仪态威严，并具有天生的号召力。他们也是一些被命运垂青的宠儿，贝多芬、孙中山，皆是属虎之人。 我与露露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她3岁那年。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冬日里一个北风凛冽的下午—那年最寒冷的一天。在耶鲁法学院担任教授的杰德忙着工作，而索菲娅正在上幼儿园。我期待着让露露第一次接触钢琴、走进音乐的神奇天地，而那天下午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一头褐色的卷发、一双圆圆的眼睛，还有一张中国式的娃娃脸，露露看起来真是可爱极了。我非常兴奋地将她抱起来放到覆盖着柔软坐垫的琴凳上。舒舒服服地落座后，我教她怎样用一根手指头在钢琴上弹出一个音符。我示范了三次，并要求她跟着我做。可是露露却拒绝学做这个简单的动作，她宁愿伸出双手，用两个巴掌在琴键上胡乱拍击。钢琴发出恐怖的怪叫声。我让露露“住手”，可她却拍打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快、越来越起劲儿。我想将她从琴凳上抱下来，结果她连蹬带踹、又哭又闹地不肯撒手。 15分钟过去了，她依然号叫着、哭泣着、蹬踢着。终于，我忍无可忍。躲避着她的拳打脚踢，我把这个尖叫的小魔鬼拖到后门，直接扔到了室外的门廊里。 刺骨的寒风在–6℃的低温中扑面而来，短短几秒钟，我就感觉到像刀一样锋利的北风似乎刮伤了我的脸。但是，如果孩子桀骜不驯、难以管教，我宁愿要一个听话的中国孩子。在西方的文化里，顺从只与狗和森严的等级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文化中，它却是一种高尚的美德。 “如果你不听妈妈的话，你就不能待在屋子里。”我严厉地对露露说，“那么现在，你想做个好女孩，还是要待在外面？” 听了我的话，露露竟然自己走到院子里。她扬起头来看着我，一脸的挑衅。 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露露只穿着毛衣、紧身裤和饰有皱褶花边的小裙子。她不再哭喊，事实上，她安静得让人害怕。 “好吧，你想做个乖孩子，”我赶紧为她搭了个台阶，说，“那么现在，你可以进来了。” 可露露却摇了摇头。 “露露，别傻了。外面冰天雪地，你会冻坏的，赶快进来吧！” 瑟瑟的寒风中，露露冻得牙齿打战，但她依然摇着头，用倔犟的神情拼写出一个无言的“No”。将此情此景看得真真切切的我发现自己低估了露露。她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小小的她宁愿站在雪地里冻死，也不愿意屈服！ 我不得不迅速改变战术，我知道—在这场战争中，针尖对麦芒，我赢不了！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于是掉转头来，乞求、哄骗加贿赂，终于把露露拉回了屋里。当杰德和索菲娅回家的时候，他们看见露露浸泡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正就着带蜜饯的核仁巧克力饼，惬意地享用着一杯香甜浓郁的热可可。 而露露也低估了我—刚刚打了败仗的我正在重新武装自己。 战场已然铺开，可露露对此却一无所知。 
 
 蔡氏家族（1） 
 展开我们的“美国梦”——父亲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我们三个姐妹也相继走进哈佛法学院、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捧回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姓“蔡”（Chua）——普通话的汉语拼音是“Cài”，我喜欢自己的姓氏。我的家乡在中国南方的福建省，一个盛产学者和科学家的地方。 明朝神宗年间，我父亲的家族里，有一位直系的先祖蔡武能在朝廷做天文学家，他同时也是个哲学家和诗人。1644年，当时的明朝正面临着满清入关的危境。因为技艺全面、学识渊博，武能被皇帝御封为朝廷的兵部重臣。家族中最珍视的传家之宝（事实上，也是我们唯一的祖传遗物），是由武能手书的长达2 000页的专著，该书阐述了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作《易经》。这本牛皮封面上写着一个“蔡”字的传家之宝，如今就醒目地摆放在我家起居室的咖啡桌上。 我所有的祖辈都出生于福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先后乘船前往菲律宾，据说那里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生活。 我姥爷原本是一位儒雅、慈祥的教书匠，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放下教鞭去卖大米。姥爷不信教，尤其不擅长经商。而姥姥是一位非常美丽而虔诚的佛教徒，尽管她所信奉的观音菩萨并不看重物质的享受，可她还是希望丈夫的生意更加红火、兴旺。 我爷爷经营鱼酱的生意，他是个好脾气的商人。和姥爷一样，既不信教，也无缘于经商。我精明能干的奶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做塑料制品的买卖（主要是为强生公司生产塑料容器）赚了许多钱，然后，她把盈余都换成了金条和钻石。变得富有之后，她在马尼拉最具声望的社区买了座华丽的豪宅。后来，奶奶和我的叔叔开始在火奴鲁鲁收藏蒂法尼玻璃制品（Tiffany glass）、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和布拉克斯（Braques）的画作，并在火奴鲁鲁拥有了独立产权的公寓。同时，他们皈依了新教，并在饭桌上用西式的叉子和汤勺代替了中式的筷子，活得越来越像美国人。 我母亲1936年出生于中国，与父母举家迁往菲律宾时，她才两岁。后来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她失去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弟弟。我也绝不会忘记母亲曾经向我描述的那幅恐怖画面：一群日本兵抓住了舅舅，他们掐住他的脖子迫使他张大嘴巴，然后一边拼命地给他灌水，一边残忍地狞笑着，想要看看可怜的舅舅会不会像只充气过度的气球那样砰然爆炸。 1945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美国军队解放了菲律宾。 母亲清楚地记得美军吉普车驶过街头的情景，在士兵们向人群不停地抛掷火腿罐头时，当时还仅仅是个小女孩的她，追着军车一路上欢呼雀跃。 战争结束后，母亲到一所修道士开办的中学读书。在那里，她改信了天主教。后来，她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圣托马斯大学，并获得了化学工程学位。 我的父亲对移民美国总是充满向往。颇有数学天分、酷爱天文学和哲学的他，对在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生意场上周旋的家族生意深恶痛绝，本能地反抗家人为他作出的每个安排。甚至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拼命地寻找去美国的机会。后来，马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批准了他的入学申请，他终于“好梦成真”。 
 
 蔡氏家族（2） 
 父亲在1961年正式向母亲求婚，同年的晚些时候，他们就双双来到波士顿。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正是美国的灵魂所在。他们用微薄的奖学金维持日常的开销，甚至无法负担冬季的取暖费。在他们初到波士顿的那两个冬天，常常要裹着毯子来保暖。可是不到两年，父亲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斐特的普渡大学担任助教。 在美国中西部长大，我和三个妹妹时时感受到我们与别人的不同。 我们每天都要用保温盒将中式午餐带到学校，而我是多么渴望像其他同学那样吃到一块夹着腊肠的三明治！父母要求我们在家里说中国话，如果一不留神说漏了嘴，在言语间夹杂着一两个英语单词，立刻就会为此受到惩罚：用筷子打手板，而且是被狠狠地打。每天下午，我们都得演算数学、练习钢琴，父母从不允许我们到朋友家过夜。父亲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我都要恭恭敬敬地为他脱下皮鞋和袜子，递上拖鞋。 我们的成绩通知单一定要完美无缺—我们的朋友也许会因好几门功课得到“B”而获得家长的奖励，可我们哪怕是在全“A”中仅有一个“A–”，都会令父母感到难堪。记得八年级那年，我在一次历史考试中得了第二名，学生和家长都参加了颁奖仪式。有位同学因为全优的成绩获得基瓦尼斯奖，还在会上受到特别褒奖。颁奖仪式结束后，记得父亲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千万、千万不要再让我像这样丢脸了！” 我的朋友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们通常以为我的童年恐怖无比，可这并不是事实。实际上，在这个让外人感到怪异的家庭里，我汲取了奋发向上的力量和信心。在刚开始步入美国社会的时候，我们完全就像一些局外人；但逐步地，我们融入了美国社会，成为美国人。 记得父亲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凌晨3点。他是那样的专注，甚至常常无法察觉我们走进了房间。我至今还记得他兴奋地向我们推荐墨西哥玉米面豆卷、邋遢乔辣汁肉末三明治①、奶品皇后等各种风味美食，以及可以敞开肚皮吃个够的自助餐，更别提那些带我们去坐雪橇、滑雪、捉螃蟹和野营的开心时光了。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个美国男孩嘲笑我将饭店的单词“restaurant”发成了“rest-OW-rant”，他一边做着鄙视的手势并模仿我的口音，一边狂笑不止。就在那一刻，我发誓要彻底摆脱我的中国口音。参加女童子军、玩呼啦圈、进行诗词竞赛、到公共图书馆看书、在“美国革命的女儿征文比赛”获奖，以及为父母加入美国籍而自豪的情形，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至今都感觉历历在目。 1971年，父亲接到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聘书，于是，我们全家打点行装来到美国西部城市伯克利。在那里，父亲留长发，穿着带有“和平”印记的夹克衫。后来，他对收集葡萄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建造了一个能容纳上千瓶葡萄酒的酒窖。在他因自己的混沌理论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时，我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旅行。我的高中二年级先后在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慕尼黑和瑞士的洛桑就读。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甚至把足迹留在了遥远的北极。 然而，我父亲仍然是个中国式的家长。 到了该选择并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坚持让我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时我已经被这所大学录取），并且要住在家里。这就是说，我要面对一种全然没有校园生活的学习—这样的选择令我极其痛苦。我开始违抗父命，一如当年他对家庭的反叛。我伪造他的签字，悄悄地申请了我听人们谈及的一所位于东海岸的学校。当我公开自己的秘密行动，告诉父亲我已被哈佛大学录取时，他的反应真令我大跌眼镜——从大发雷霆逐渐转变成为女儿骄傲，他折腾了整整一宿。 尽管在女儿离家时会有一丝淡淡的哀伤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但父亲后来享受到了很多的自豪时刻——我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他的二女儿美夏怀揣毕业证书走出耶鲁大学和耶鲁法学院；而他最开心的，是他的三女儿美文也上了哈佛大学，并在那儿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美国改变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我4岁的时候，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你将来嫁人一定要嫁给华裔。嫁给非华裔男人？哼，只要我还在喘气儿，就绝对没门儿！”但是最后，我却嫁给了杰德，一个有着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如今，我的丈夫和父亲居然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对残疾人并无特别的同情心。即便是在今天，许多亚洲人也将身患残疾看做是令人羞愧之事。因此，在我最小的妹妹美音带着唐氏综合征①的先天残疾来到这个世界时，母亲经常为可怜的小女儿伤心落泪，一些亲戚也劝我们赶快把她送到菲律宾的慈善机构去。可母亲并没有这样做，她拜访了对残疾人进行特殊教育的老师，联络了不少拥有残疾孩子的父母。很快，她就开始不厌其烦地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美音一起玩拼图，并教她画画。当美音该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教她读书，和她一起练习乘法口诀。如今，美音已在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上先后夺得过两枚金牌。 担心数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在我这里不能得以延续，对没有嫁给中国人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惋惜。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对美国给我们提供的自由天地和机会心怀深深的感激。我的女儿生活在美国已不再有异国他乡之感（我有时候还会有），而对我来说，那丝淡淡的乡愁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更像是一种殊荣。 
 
 一代不如一代？ 
 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是我坚持让孩子们学习古典音乐的原因。因为弹钢琴、拉小提琴不会让人在溺爱中走向堕落、懒惰和粗鲁。 我最大的恐惧是家族的没落。中国有一句魔咒般的俗语——“富不过三代。”如果有人对两代人的成就进行一项纵向的调查研究，我确信，他们会在那些最近50年来以大学毕业生或技术工人的身份幸运地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中，发现一种共同的生存模式。这种模式大致如下： 移民的一代（就像我的父母）总是拼命工作，许多人刚来美国时几乎是一贫如洗。他们起早贪黑、没完没了地干活，直到功成名就，成为工程师、科学家、医生、学者或商人。身为父母，他们是超级严厉的长辈和省吃俭用的节俭狂—“不许倒掉剩菜剩饭！”“你为什么用这么多的洗洁剂？”“你不需要进美容院，我的理发技术比他们更棒。”他们很少喝酒，会把节约的钱用于房地产投资。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挣的每一分钱，通通都是为了投资给孩子们的教育，期待他们拥有与自己不一样的未来。 第二代移民（就像我）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代，他们中的典型人物颇有建树。他们通常弹钢琴、拉小提琴，进常春藤盟校；成为专门的人才—律师、医生、银行家、电视主持人。他们的收入大大超越父母，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挣得多，一方面是缘于父母在他们身上进行了巨大的投资。不像父母那样节俭，他们喜欢喝鸡尾酒。女性通常会嫁给白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对待自己的孩子再也不会像父辈那样严厉。 第三代移民（就像索菲娅和路易莎）是那些让我们躺在床上彻夜难眠、烦扰不断的人。由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祖母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第三代人出生在生活条件极为舒适的中上层家庭。在孩提时代，他们就拥有许多精装本的书籍（在第一代移民—我们的父母眼里，那简直奢侈得近乎于犯罪）；有一些富裕的、成绩为“B+”的朋友。不管进不进私立学校，他们都渴望穿昂贵的名牌服装。最后，也最成问题的是，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利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因而很不情愿顺从自己父母的意志、听从父母对他们的职业劝告。简而言之，所有的现象都表明，第三代人正在走下坡路。 虽然孩子们的路要靠他们自己来走，但索菲娅一出生，我还是希望她聪明伶俐、自尊自重；我告诫自己，绝不能让“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在我的家里应验，绝不能养育一个没有真才实学又狂妄自大的孩子，绝不能让我的家族走向穷途末路。 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索菲娅和露露学习古典音乐的原因。我知道，我无法让她们因为生在贫苦的移民家庭而发奋努力。我不能改变生活的现状——我们居住在一所老式的大房子里；有两辆体面的汽车；出门度假时，住在高档的宾馆里。但我确信无疑的是，与我和我的父母相比，索菲娅和露露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且更具可塑性。而古典音乐不会让人堕落、不会令人懒惰、不会教人粗鲁，也不会宠坏孩子。相反，它会鞭策我的孩子达成我未能企及的目标，而它与我们祖先光宗耀祖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我的“反堕落运动”还有其他的组成部分。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也要求索菲娅和露露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学校里成为成绩全优的学生。“每次考试答题后都要记得检查3遍，”我告诫她们，“学习时，要查证每一个你不认识的字，要准确地记住它们的定义。”为了确信她们不会像罗马人一样在帝国的陨落中过着饱食终日、骄奢淫逸的生活，我也坚持要求她们干一些体力活。 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女儿：“14岁的时候，我用锄头和铁锹挖了一个游泳池。”这事儿可是一点儿不假。我在靠近太浩湖①那座我父亲买下的小木屋旁建造的这个游泳池，只有3英尺深、10英尺见方，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我也喜欢向女儿们念叨：“每个星期六的早晨，我都用吸尘器打扫房间，我负责一半的面积，妹妹完成另一半。我还要清洗卫生间，在院子里除草、伐木。我还曾经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带假山的花园，为此不得不搬运50多磅的大石头。这也是我之所以如此强壮、强硬的原因。” 我希望女儿有尽可能多的时间提高琴艺，所以没有要求她们去伐木头或挖池子。但我也尽量让她们携带重物，比如，抱着装得满满当当的盛衣筐楼上、楼下地跑，星期天要负责扔垃圾，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提箱子。有趣的是，怜香惜玉的杰德对此却有着本能的反感，他看不惯让女孩子们拿重物、干重活，总是担心伤到她们稚嫩的背。 在向孩子们传授经验时，我不断地回忆起父母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要虚心，要谦卑，要朴素。”母亲总是告诫我们，“最后就是最前。”我认为她真正想说的是——“确保你名列前茅，这样你才拥有谦虚的本钱。”而父亲的基本原则则是——“绝对不要怨天尤人或寻找借口。如果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对你不太公平，你就要用加倍的努力获得加倍的成就来证明你自己！”我也试图将这些做人和做事的信条灌输给索菲娅和露露。 像我的父母一样，我还试图从索菲娅和露露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然而这却是我最不成功的一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害怕父母的反对，可索菲娅不怕，露露就更加满不在乎了。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美国人要传达给孩子的东西与中国的文化背道而驰。在中国的文化中，孩子质疑父母的想法、不服从爹妈的管教，或与长辈顶嘴，都是不被允许的。而在美国的文化中，图书、电视节目和电影，都在频频地为孩子敏捷的反驳、独立的个性特征拍手叫好。尤其是一些美国的父母，似乎需要由孩子们来给他们上一堂鲜活的人生课。 
 
 良性循环（1） 
 为什么索菲娅3岁开始练钢琴，7岁获奖？在千难万难的“开头”，许多西方父母都会选择放弃。然而中国父母却会在一开始，就不给孩子选择“不努力”的机会。 索菲娅的前三个钢琴教师，都不太适合她。 第一位老师是个俄罗斯老太太，她叫埃莉娜，是我们的邻居。她穿着样式老旧的裙子，过膝的长筒袜；在授课时，从头至尾都面无表情，好像她把整个世界的悲哀都一肩扛了。她来我家做家庭教师，仿佛就是为了自己练习一个小时钢琴，而索菲娅和我只是傻傻地坐在长沙发上听她弹奏，并感受莫名的苦闷和折磨。第一次课结束时，我觉得自己很崩溃，而索菲娅则一直在玩她的纸娃娃。我不敢告诉埃莉娜她无法胜任钢琴教师的工作，担心她会伤心流泪。我只是告诉她，我们盼望着她下一次的钢琴课，到时候我会跟她联络。 我们尝试的第二位钢琴老师，是一个奇怪的小个子。此人一头短发，戴着圆圆的金边眼镜，曾经在军队里服役，名为“MJ”。MJ总是穿着西装、打着领结，从外表你很难判断其性别，而我却喜欢这种朴实的风格。头一次见面，MJ就告诉我们，索菲娅天生就是块学音乐的料。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到MJ的家里去上课，而MJ却从人间蒸发了。我们只看到那所房子里摆着截然不同的家具，住着完全陌生的人。 第三位教师理查德是个说话轻声细语、臀部丰满、好玩爵士乐的男人。他说他有个两岁的女儿。首次谋面，他就大侃特侃活在当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及时行乐，给索菲娅和我好好地上了一课。不像其他比较传统的老师会按部就班地授课，他说他不屑于使用别人撰写的教材；他强调即兴的发挥和自我的表现。理查德认为音乐里没有什么法则需要遵循，只要跟着感觉走，就无人有权对你作出评判；而那些商业化的运作和你死我活的所谓竞赛，已经毁灭了钢琴的世界。 可怜的家伙—我猜他根本就没有做钢琴教师的能力。 作为中国移民家的大女儿，我没有时间来临时拼凑或编造自己的法则。我要维护家庭的名誉，要为一天天衰老的父母赢得骄傲和自尊。我喜欢明确的目标，看到通向成功的确定无疑的路！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十分欣赏铃木钢琴教学法。它有7本书，每个人都必须从第一册开始入门；每本书都有10至15首曲子，练习者要循序渐进地逐一练习。而孩子们刻苦地投入练习，为的是每星期都能学习新的曲子。如果一首曲子就要练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他们就会感到厌烦而放弃练习。不管怎么说，至少有一些孩子通过学习铃木的教材，琴艺就是提高得比别人更快—孩子们如果勤学苦练，就会4岁的比6岁的厉害，6岁的比16岁的更牛。 制造“音乐神童”，铃木教学系统名声在外。 发生在索菲娅身上的故事，验证了铃木钢琴教学法的传奇。那时候，索菲娅才5岁，师从铃木钢琴教学法知名教师米歇尔。米歇尔在纽黑文一个被称为社区音乐学校的地方，拥有一间庞大的钢琴工作室。在那里，她以极大的耐心和敏锐的慧眼，发现了索菲娅。她不仅赞赏索菲娅在音乐方面的天赋，而且让索菲娅爱上了钢琴。 铃木钢琴教学法简直就像是为索菲娅量身定做的。她学得很快，并能够自觉地在课后留下来，专心致志地延长练习的时间，这说明索菲娅已经从中国文化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优势中获益。而学校里大多数西方学生的父母，都对孩子们来这里练琴抱着宽松和放纵的态度。我记得有个叫奥布里的女孩，长期以来，她每天竟然只练习一分钟，而那时她已经7岁了。有的孩子练琴是有偿的—大杯的圣代冰激凌，或者大盒的乐高牌拼装玩具。许多学生还以种种借口逃避练习，即便是在授课的日子里也常常缺席。 
 
 良性循环（2） 
 铃木钢琴教学法最显著的特征，是希望家长也能旁听每一次的音乐课，这样才有利于督促孩子们平时在家里的练习。这就是说，索菲娅上钢琴课，从头至尾我都得“陪读”。于是，我也受到了音乐的熏陶。小时候，我也要上钢琴课，但是我的父母没有钱聘请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只能接受一位邻居的指导。授课期间，他还要时不时地主持特百惠家用塑料制品公司的聚会。跟着索菲娅的老师，我得以恶补了许多音乐的理论和相关的历史知识。 因为我的陪伴，索菲娅每天至少练琴90分钟，周末也不间断。在那些上课的日子里，我们练习的时间就会翻倍。我帮助索菲娅记住了她学过的所有东西，甚至包括那些老师不曾传授的内容。而我，没有给过索菲娅一分钱的奖励。我想，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沿着铃木钢琴教学法的阶梯拾级而上的根本原因。 其他学生的父母将练习目标定为一年完成一本书，而我们从第一册—星星变奏曲（Twinkle Variations）入门；3个月后，索菲娅就开始弹奏第二册—舒曼钢琴曲（Schumann）；6个月后，她进阶第三册——由克莱门特创作的小奏鸣曲（Sonatina）。而我依然感觉进度缓慢。 现在，我该把自己心知肚明的事实挑明了。我知道，有我这样的母亲，其实索菲娅常常并不开心。在我督促索菲娅练琴的日子里，她记得我有3句口头禅： 1. 天哪，你怎么弹得越来越糟糕！ 2. 快点儿，我数三下，你就得找准音调！ 3. 如果下次你再弹错一个音符，我就要把你所有毛茸茸的小动物扔到火里化为灰烬！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杀气腾腾”的督战方式似乎有点儿过激，但它们的确十分奏效。索菲娅和我，真是一对天生默契的母女组合。我意志坚定认准的事情会“一根筋走到头”，而索菲娅则显得成熟、耐心，富有同理心—这些我本应具有却一直缺失的优秀品质。她相信妈妈知道，对她来说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即便我有时大发雷霆或出口伤人，她也会原谅我。 7岁那年，索菲娅在当地的钢琴比赛中，以一曲由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创作的《蝴蝶》（Butterfly），赢得了她的第一块奖牌。《蝴蝶》是格里格66首抒情乐曲中的一首，其中每个细小的片段，都意在唤起听众独特别致的心绪和海阔天空的想象，表现出蝴蝶轻盈的翩翩之态和欢快舒畅的情趣。只有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刻苦的演练，才有可能达到如此美丽的意境。 中国父母深知这样的道理：成为行家里手的过程，其实毫无乐趣可言。要掌握任何高超的技艺，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孩子们从本性来讲，绝不会爱好努力。因此，一开始就不给他们选择“不努力”的机会，便显得至关重要。 孩子的反抗对父母的韧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万事总是开头难，在千难万难的“开头”，许多西方父母都会选择放弃。然而，如果应用得当，中国父母的教子策略会带来良性循环。 要想走向卓越，就得坚持不懈地练习、练习、再练习；而美国父母则不欣赏机械的重复。其实，不管是弹奏钢琴还是演算数学，一旦孩子展现了杰出的天赋，就会得到赞扬、钦佩和满足。这将为他们的人生奠定自信的基石，并令艰苦卓绝、了无情趣的活动变得充满乐趣。这样的良性循环，使父母更容易引导孩子们登上更加努力的新台阶。 在获奖者的音乐会上，当我看着索菲娅灵巧的手指，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在琴键上上下翻飞、跃动，我克制住内心的自豪、欢欣和憧憬。我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明天的来临——明天，我要和索菲娅一起，加倍地努力，朝着音乐的广阔天地大踏步迈进…… 
 
 “虎”运当头 
 我在哈佛法学院成绩优异，是因为我近乎发疯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发表在竞争激烈的《哈佛法律评论》上。正是在那儿，我撞见了我未来的丈夫杰德—我当时的责任编辑。 与那些接近30岁的亚裔美国女性一样，我也曾经想过，要就母女关系这个主题，以我自己家族的故事为梗概，创作一部贯穿几代人的史诗般的小说。早在索菲娅出生之前，我在纽约为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时，这个想法就已经萌发了。 感谢上帝，我是个被命运眷顾的宠儿。因为时至今日，我生活中所作出的重大决定，皆为“歪打正着”。我在哈佛大学开始学习应用数学，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会讨好父母；而我后来放弃了它，却是因为我父亲眼睁睁地看着我被一个数学难题折磨了整整一个寒假，他说我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的脑子，于是，把我从数字的游戏中拯救出来。可是我又机械地转向经济学，以为它大概比较像一门科学。我以“双职工家庭的通勤模式”为题撰写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其间的枯燥乏味使得我干脆记不住我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我上哈佛法学院，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进医学院。我在法学院成绩优异，是因为我近乎发疯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发表在竞争激烈的《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上。正是在那儿，我遇见了我未来的丈夫 杰德—我当时的责任编辑。总是担心法律不是我真的要终生侍奉的天职，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关心罪犯的权利，无论教授何时就此向我发问，我的脑子都像结了冰一样僵硬。我不是一个天生好质疑、爱提问的人，我只想记下教授讲述的一切内容，然后死记硬背。 毕业后我之所以到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是因为这样做无须费劲、顺理成章。由于不喜欢替人打官司，我选择了公司法律业务。我工作得很出色，我擅长与人打交道，了解客户的需求，并把它们变成法律的文件。然而，整整3年的公司生活，我感觉自己一直都披着那身滑稽的套装在装腔作势。我通宵达旦地和投资银行家一同起草法律文件，在人人都在为上亿万美元生意的细枝末节而心力交瘁、血脉贲张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只想调动我的五官做个对眼、鼓鼓腮帮子，再扮个鬼脸。 然而，杰德却十分热爱法律，这种差异真是让我相形见绌。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公司并购的热潮风起云涌，杰德醉心于为法律事务所写辩护状、进行法律诉讼，并大获成功。后来，他在美国检察长办公室工作，起诉几个黑手党成员，同样是乐此不疲。他以极大的兴趣就“隐私权”的主题撰写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长达100页，而他竟一气呵成，并刊登在我们做学生时就曾合作过一把的《哈佛法律评论》（这本刊物几乎清一色地只发表教授撰写的文章）。 此后，耶鲁法学院院长邀请杰德去任教，尽管我是那么渴望像父亲那样在大学里工作，可是这个令人羡慕的殊荣还是首先落到了丈夫身上。在索菲娅出生之前，他就得到了耶鲁法学院终身教授的职务，这是杰德梦寐以求的工作。他也是该院教职员工中唯一一位资历最浅的教授，如金童一般，被一堆同样盯着教授之职的才华横溢的同僚们簇拥着。 我总以为自己是那种点子多多、想象力丰富的人，可是在杰德的同事面前，我的想法似乎一文不值。我们刚刚搬到纽黑文的时候，我正怀着索菲娅。杰德告诉几位在法学院任职的朋友，说我也“很想在法学院做个教授”。但是，当他们谈起我感兴趣的法律问题时，我却像个中风病人一样无法思考、难以开口，这令我感到万分沮丧。我强迫自己加入对话，却思维混乱、词不达意、言不由衷。 正当我决定要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之时，不幸被杰德看到了我的手稿，他那副欲言又止、差点儿没笑出声来的滑稽模样好像在告诉我，我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才华。此外，还有马克辛·红·金斯顿①、艾米·谭②和张戎③，已然以她们创作的《女战士》（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和《鸿》（Wild Swans），成功地捷足先登。一开始，我备受打击、怨气十足，但是很快，我就有了重新定位自己的想法。考虑我攻读法律学的专长和移民家庭的背景，我打算在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与种族的领域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而种族问题，是我无论何时何地都百说不厌的话题。那时候，亦很少有人研究法律和发展，而这恰好是我的专长。 幸运之星似乎就在头顶上闪亮。 索菲娅出生之后，我撰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私有化、国有化和种族特色，并发表在《哥伦比亚法律评论》（Columbia Law Review）上。有这篇力作垫底，我向全美各地的相关学校发出了法律教职的申请，并斗胆应耶鲁法学院聘任委员会的邀请前往面试。 在耶鲁大学看起来有几分恐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