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报告文学写作

陈 维 型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可谓异军突起，万马奔腾，扎根在淮海地区的张亚明的报告文学则有如一匹烈马，且是一匹黑马。记者的使命和良心,曾使他留下了连续多年获得全国、全省好新闻和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的记录，但更令人瞩目的，却是他二百多万字报告文学作品的问世及几部报告文学专著的出版。著名作家鲁彦周、陈登科都曾撰文对亚明的作品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其作品“着眼立足于‘报告’，精雕细刻在‘文学’”，“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忠实地记录了变革年代的火热的生活，”“从而呈现出一种五光十色的旋转的美。”

作品的品位，决定了作品的价值。总览亚明的报告文学，我认为有其特殊的品位，这就是：钢性与柔性的统一，寓钢于柔，钢柔相济。

所谓钢性，指其作品的内容上的强度，字里行间蕴藏着深度哲理以及真善美的崐情感厚度，在严格的真实性基础上，显现出鲜活的时代精神。所谓柔性，指其作品崐“文”的一面，即能充分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立体地表现主题的深度，具有可读性崐和耐读性。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演变中，成绩自不待说，问题也不少，最为突出的是许多报告文学先天性的力度不足，柔性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评述张亚明同志的报告文学，把重点放在“钢”与“柔”上，是很有必要的。

一、钢性：时代精神 严格的真实 深刻的哲理

（一）时代精神

报告文学的强度主要体现在时代精神的含量上，报告文学一点也离不开强烈的时代精神，怎样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亚明的报告文学的总体感觉是饱满的时代精神给你的冲击力度，使读者振奋、思索。回顾一部年轻的报告文学史，不难看出作品中时代精神的强弱，决定了报告文学的生命长短。《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集》在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年的跨度中，精选了作家的１９０篇作品，但真正可以传世的也不过是数得上的几篇，例如《包身工》、《１９３６年在太原》，这些名篇真正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可谓底气十足，不是其它报告文学能够比肩的。《包身工》之所以经得起时间严格的审视，原因是夏衍在作品中注入了纯真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在揭示广大包身工悲惨命运的同时，清楚地向读者透视了民族苦难的总根源━━民族的受奴役地位，也使读者感到有一种力量要砸碎民族身上的枷锁，今天我们再读一读《包身工》，感受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加深：日本帝国主义做梦都想卷土重来，奴役中华民族。时代已经进入九十年代的今天，中国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主体精神是什么？包括张亚明在内的一些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用他们的作品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亚明《旋转的人生坐标》、《人生的雕塑》等集子中，许多篇章都闪亮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光芒，《面对时代的挑战》这篇作品中的陆满启，写得很到位，他有时代的新观念，面临新旧时代交替中产生的一个又一个危机不仅临危不惧，而且善于抓住改革机遇，奋力跃上潮头，敢于作出风险决策，在改革的时代舞台上演出了壮美的正剧。亚明笔下的改革者，性格不同，形象各异，经历迥然，但这些不同的时代骄子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了改革，为了中国的富强，敢于并善于拼搏。《只为党旗火样红》中的孙斗吉、《中国脊梁的赞歌》中的宋长江、《挺进、银河舰队》中的王云升、《铁血忠魂唱酒歌》中的徐铁忠、《橄榄绿之歌》中的张雨啸、《追赶太阳的人们》中的杜华东、刘明江、《重铸黑色的辉煌》中的陈鑫、《这里，星光灿烂》中的胡庆丰、以及近期作品《淮北房改的内部消息》、《响在世纪之交的乐章》中的王红五、李高原等，这些在改革开放中涌现的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先进而又平凡的人物，生动地排列在张亚明报告文学的彩色画廊中。每个有血有肉的时代性人物，都在通过他们的特殊经历、精神风貌具体地阐释着时代精神的主题词：改革、开拓、机遇、艰难、追求、献身、祖国、人民……

这里不能不强调，张亚明的报告文学中，企业家的比重较大，这是时代赋予的重任。反映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的时代精神，能离开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吗？报告文学家写企业家顶着很大压力，但是企业家进入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领域已是大势不可阻挡。过去对报告文学涉足企业颇多微辞，原因是一方面一些作者把金钱带到稿纸上，制造了一批媚俗的假大空的平庸之作，另方面把企业报告文学与广告联姻，诸如《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刊，也把许多写得很好的企业报告文学放进广告版，大煞风景。但这些并不能作为反对报告文学作者写企业家的理由。当我们宣布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时代那天，就预示着企业家必将成为社会的栋梁，事实已经证明，哪个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优秀企业家，哪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快，下岗的人数就少。当我们的下岗人员如潮涌来的时候，我国的有识之士就痛感需要更多的优秀企业家。本文之所以要借此发一通对中国企业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议论，从报告文学写作的角度说，是痛感我们一些评论家轻率地不屑去评述企业报告文学，而社会上一些自视清高的人也戴上有色眼镜去看企业报告文学。应该说，反映企业家的报告文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成功之作更是难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亚明同志这些年排除社会上的残陋之识，在极力讴歌优秀党务工作者、刚正不阿的司法战士、并以辛辣的笔触针贬社会时弊的同时，勇敢地把笔锋瞄准优秀企业家，通过对企业家的艺术性报导，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实属难得！他的作品的良好的传播效应已经证明，为那些立志振兴民族工业历经坎坷的企业家们树碑立传，是我们作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是文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应有的走向，因此我们说，亚明走的路是正确的。

时代精神在亚明的作品中渗透得比较深。这同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关。他虽身处素有安徽西伯利亚之称的淮北一隅，但却以他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敏感，号准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去感受当今中国大地的心音。他的作品立足于维护党的最高利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讴歌时代中的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处于杨庄矿采煤崐塌陷区的二郎庙村，８０％的村民在危房中苦熬了五年，但因补偿费的多与少问题，淮北矿务局与地方政府始终扯皮，张亚明一篇稿发于《安徽日报》，惊动省、市及矿务局领导，拖了五年之久的搬迁安置问题三个月得到妥善解决；烈山棉织厂书记李加民见义勇为，身手致残却遭冷遇，张亚明连夜采写了《李加民见义勇为斗歹徒》一稿，并找到市政府分管市长及市政法委书记同去慰问，当地区委也由被动变主动，李加民成为全国见义勇为模范人物，受到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接见和重奖；８０年代初，承包责任制刚刚兴起，淮北市农民贾帮殿因到江苏省铜山承包水库养鱼，惨遭当地干部群众打砸抢，数月无人处理。张亚明三赴江苏，以《徐州日报》整版见报和内参送阅两种形式，惊动时任公安部长余雷亲笔批示，包括当地官员在内的９名案犯终落法网。濉溪县交管理站李从平案、市口子酒厂王先来案……，张亚明都以强烈的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感进行调查采访，秉笔喊冤，终使二人无罪释放，官复原职。引起强烈反响、收到较好效果的还不仅仅上述这些，发于《人民日报崐》的《五沟镇贿选闹剧收场》、发于《安徽日报》的《“化缘”风何日休》、以及《谁是败家子━━关于淮北市水泥厂兼并卫陶厂的思考》、《“婆婆”啥时真放权》、《小学教学楼为啥成了“豆腐渣”》等一批切中时弊的稿件，都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亚明看来，在历史的切面和折光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时代大潮中那些正面典型，始终是那些身上闪烁理想光辉的人们，他们才是我们时代的本质特征。即使是批评某些丑恶腐败的现象和陈规陋习，他也是从发扬和提倡光明美好的角度，提炼出生活中美的元素，以唤醒和鼓舞世人。一曲透着时代强音的《孤山情》，较有代表性地显示出一位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素质。《孤山情》的情节类型靠近《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但不是翻版，自有其独到处。为了２３名矿工的生命，上自煤炭部领导、海军总部、空军某部、安徽省委领导人，下自基层２００多个参战单位，四面八方的救援大军，历经三天三夜，２３名困于矿井深处的垂危生命得救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潮流中往往泥沙俱下，腐败现象五花八门，尤其是官场的腐败，使人民群众极为不满，一部分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国外敌对分子乘机宣扬资本主义的所谓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另方面要加强对人民的信念教育，坚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人民的凝聚力。一曲《孤山情》适逢其时，以其真实、生动的抢救普通人生命的大协作感人事件，显示了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这，就是我们党，我们人民的骄傲；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作者以饱满的诗人的激情抒发了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由衷热爱和赞美。《孤山情》成了１９８８崐年全国广播电台配乐交流节目，发挥了强烈的舆论效应。以《孤山情》为代表的一系列报告文学所显示出的时代思想的强度，体现了亚明同志作品在内容上的显著特点━━钢性。

报告文学作者的良好素质是炼钢的熔炉，一旦遇上好题材，就能冶炼出钢性纯正的作品，陈祖芬在《当生活呼唤我的时候》一文中，强调了报告文学作者素质的重要。“一部作品能否打动读者，往往不是因为文笔华丽或手法别致，而是因为它们蕴含着精神力量、思想力量。”亚明同志的作品之所以有这种思想力量，正源出于作者有较好的政治、人文素养。

（二）对真实的苛求

真实是什么？真实是报告文学作者笔下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美学价值的事实，并熔铸于作者对客体的深刻认识中。

报告文学“报告”二字，对优秀的作者来说就意味着严肃的对社会的绝对承诺。这一点，亚明同志在理论上十分清楚，具体操作时也很清醒，并极为负责，他认为他的笔是“对严峻历史的缅怀”，他写的实际上是历史。“违反真实，虚构事实，移花接木，掺杂做假，以偏概全，艺术拔高━━这不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必须忠于时代，忠于生活”。亚明同志这些并不太多的由衷之言，证之其写作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真实性的苛求。《３１１国道劫案备忘录》忠实地记录了发生在淮北３１１国道上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抢劫案，经过艰苦细致的采访，再现了这椿劫案的始末。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照搬生活的真实，而是经过提炼，从生活的真实中再提炼出本质的真实，这就有了这篇报告文学的独特的下篇：反思篇。通过“人性的泯灭令人震惊”、“道德的沦丧不容忽视”、“法盲的悲剧不应重演”、“纠合性团伙犯罪危害极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亟待加强”这五方面深刻的反思，显露出更为本质的真实，象这样的忠于生活真实又显露出真实本质的篇章不只是《３１１国道劫案备忘录》，说明亚明在报告文学真实性上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上已有大跨度的升华，这是他的报告文学之所以显示出峥峥钢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报告文学理论家川口浩认为，“报告文学的最大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报告文学论》第６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力”的支点如果离开了事实部位，报告文学就从根本上倒塌了。

真实性要求作者在采访上一丝不苟，并十分注重核实。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作者为“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通过多种途径，不厌其烦地反复核实，稿件发表前夕，穆青最为担心的是写进去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等是否真实。要“原原本本告诉人民”。亚明同志也十分明白“原原本本”的含义，他从采访到写作有如履薄冰之感,对材料选择慎之又慎，“我已近不惑之年，尚才怯怯惶惶”的心态，使我们看到在巍峨的报告文学庙堂门口一位殉道者形象。

捷克著名作家基希曾说过，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亚明同志感受颇深，“与党与民，忧患与共，歌哭与共，是记者应予牢记的职业道德”，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改革难，写改革亦难，批评难，表扬亦难。”如８０年代中期，针对１４０万人口的淮北市换届时没能选出人民的市长这一新闻事件，亚明同志从人治与法治、体制与现实等角度，参与采写了《淮北的热门话题》的报告文学，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客观反映了人心的向背，群众的情绪，但他却遭到某些人的攻击和匿名电话的恫吓；而有些反映改革和改革者的作品，如《站着走路的猴子》、《跨省承包者的悲剧》等稿件发表后，也遭到被揭露者的强烈反对，直至对薄公堂；更有甚者，在采写《五沟镇贿选闹剧收场》一稿时，尽管有市、县检察院的法律文书作为依据，尽管采访了大量的知情人及贿选背景，也尽管很多客观真实的内幕并没公之于世，但仍是刺激了该县个别领导人的敏感神经，认为此稿没经他签字就发表，“严重干扰了他那里的大好形势，”并直接通报张亚明，“如再来我县采访，正面宣传我们欢迎，批评报道概不接待……”

亚明同志深深懂得，歌颂与暴露，同样都是干预生活的方式。但始终不渝地恪守真实性原则，则是他的作品的突出特征，原国家政协副主席王恩茂对他的题词━━“坚持唯实”，始终是他创作的座右铭。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他的作品充溢起一种凛然的正气和昂扬的基调”，体现出一种浓烈的时代精神和艺术魅力。

亚明同志的报告文学在真实性上还有一个值得称誉的，即是不去拔高人物，而始终把先进人物作为普通人来写，写出他们身上普通人的特征，这既加强了真实性，也增加了作品与千千万万读者的贴近性。马克思最喜爱的格言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一些马克思传著的作者，恰恰忽略了这个层面，没有把他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来写，丢失了“人”，造出了“神”，这是我国名人传记写作中的弊病，也影响到报告文学，造成真实性的缺失。亚明的写人物的报告文学，从采访观察到构思，都很注意人物的普通人的一面，不回避他们的缺点，或者说正是写出了所谓的“缺点”，才使人物显得有血有肉。如作品《他从生活中走来》的景开明，亚明同志更多地搜寻和注意他作为普通人的人情味，普通人的欢乐和痛苦，普通人的生活剪影和音容笑貌，既有孩提时代的纯真与淘气，也有青年时代的奋斗与挫折，既有他在司法界的崭露头角，也写出了婚姻生活的变奏。既着墨于主干，也不舍弃重要的枝叉。正因为展现了一个血肉之躯的多侧面，才使了解景开明同志的人读了感到“象他”，是“活生生”的“这一个”。

（三）哲理内涵

报告文学的钢性以真实的事实为基础，通过对事实的叙述，织进作者对事实理解中产生的哲理内涵，给人以思考。报告文学的数量每年如汗牛充栋，但经得起阅读的并不多，其良莠之分，主要并不在于事实是否惊心动魄，而在于是否放射出报告文学必须有的理性光辉。

亚明的报告文学很注重藏机，即藏入对人生、生活的了悟，使哲理与事实交相辉映。

且看《关于生与死的报告》，题目本身就透露出生与死的辩证消息,这里顺便说一下，亚明很注意题目的锤炼。作品叙述了基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李昌平怎样沦为犯人，又怎样出狱后拖着一根“尾巴”去拼搏，怎样处处在看似“死”的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李昌平的人生道路引发许多令人思考的问题，人生应该怎样对待生死荣辱。在今天，改革与保守、奋进与沉沦、善美与邪恶无时不在较量，中国社会前进总很艰难，但毕竟在前进，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的出路在坚定不移的改革上。李昌平的个人命运的曲折变化，再次昭示着这一真理。这就是《关于生与死的报告》折射出的理性光辉。再如《面对时代的挑战》，作者有意实施结构上的辩证性，文章所列小标题强调了辩证论：改革中充满风险，但危机与机遇是伴生的；改革者必须在观念上有超前意识，否则只是庸人，超前意识往往体现在风险性的决策中。其中“否定之否定的Ｓ形轨迹”这一节，实际上画出了今天所有改革者的人生轨迹，不只是改革者陆满启一人的人生轨迹，扩大地说是生活在改革年代中每个人的命运轨迹，人生总是生活在不断的否定中，在否定中得以升华，得以自我完善。

亚明作品的哲理内涵，已溶入作品的肌理之中，是通过叙事折射出来的。另外，在叙述的高潮处，在文章的开端或结尾，往往又有恰到好处的集中性的小段议论，颇多精辟之处。

“人生是什么？

有人说，人生是一个充满未知因素和偶然事件的运动过程，可我说，人生应该是一个充满无数剔除来自社会和自我的传统惰性、创造崭新业绩的运动过程。”

由这段议论带出鲜活的人物王玉国。类似这样有深度而不是故作深沉的议论，在亚明的作品中珠玉叠出。

议论的深刻性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洞察，对人生世相的了然于胸，对党的政策的深刻领悟，加上对采访的人物、事件的理解深度，作者的血液往往融入被采访者的血液，这类议论实际上许多时候是代人物立言，你很难分清是作者在议论或是人物的见解。二是与作者独特的个人命运有关。亚明生在红旗下，却长在荆棘中。童年经历过全国性大饥荒年代，吃过榆树皮、苦苦菜、红芋叶，并视为美食，懂得“饥饿”的深层含义。政治上他又一直生存在父辈右派的阴影下，饱尝“黑五类子女”的辛酸，备受社会歧视之苦，尽管成绩优秀，当兵、招工与上学却都没有他的份。但他没有颓废，歌德说过“谁不能承受绝望，谁就一定活不下去！”亚明许多议论，实在是他出于对自身坎坷命运的积极的感悟，他承受了绝望，但却时时有“面对现实的微笑”（雨果）。三是与亚明酷爱读书有关。亚明弟兄四人，大哥文革初期已经大学毕业，他的读书痴迷与哥哥的熏陶密不可分。少年时代，每当劳作一天的村民晚上聚集门口烟酒店打扑克时，他便借着人缝中透出的光线聚精会神地看书，以节省家中的灯油。文革期间他最爱惜的是父亲的有限藏书和长兄的大学课本，古今中外的名著把他埋了起来；抄家的红卫兵走后，他和无学可上的兄弟三人又偷偷地一本本读，“由薄变厚，由厚变薄”；知识滋润着淮北大地上苦难弟兄的心灵，逆境磨砺了他们自强不息的性格，这也成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兄弟三人能够一起跨入高等学府的最好注脚。直到现在，亚明还是把许多时间放在阅读上。书本知识的积累，是他议论颇有份量的重要因素。这再次证明报告文学作者知识化的重要。

亚明报告文学的议论有两个特色必须提及，一是议论与叙事的交融，即叙中有议，议中有叙，例如《这里，星光灿烂》一文中，叙述胡庆丰“这一个”人物转折期的一段文字，叙议交融得很好：

“如果说，在少年时代形成了胡庆丰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性格，煤炭生涯培养了他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应当说，是改革大潮的涌起给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机遇。

长期的生活颠簸，坎坷的人生求索，饱经忧患的老父母由于不适应东北寒冷气候，时常关节疼痛，由此便产生了叶落归根的念头。惯有孝子称谓的胡庆丰便想圆了二老这个还乡“梦”。但自己２０多年的煤矿生涯，已与煤炭结下了不解之缘，家乡又无煤矿，朝那调呢？正当这时，求贤若渴的濉溪县人大付主任兼土型煤矿党委书记李春芝闻知这个消息，立即表态：是人才就要，马上办理调动手续。就这样，１９８８年４月，胡庆丰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培养他成长而又执意挽留他的情和爱、流淌他的血和汗的集贤煤矿，来到离家乡不远的淮北煤田，来到了濉溪县土型煤矿。这一人生转折，给他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内涵，一段华彩乐章也由此出现。”

这类文字在亚明作品中屡屡可见。

二是长篇反思。《３１１国道劫案备忘录》一文是长篇反思的典型之作。看得出这篇文章下手前，采访得到的材料十分丰富，其中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材料，而材料中提出了令作者、读者不能不俯首思考的关于人性、关于民族性等重大的问题，材料过于充盈必须分流，而鸡零狗碎的议论又不能承担对现实问题的剖析，于是设置了下篇，提出五大问题，以议为主，叙为辅，淋漓尽至，入木三分，发人深思。

三是倾向性插笔，这与长篇反思不同，议论不在多而在精，既直抒胸臆，又只是点到为止。恩格斯谈及文学创作有句名言，“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报告文学则不然，必须“特别”指出倾向。所谓“倾向”在报告文学写作中是多方面的，作者对世界、政治、人生、命运等诸多问题，都可议论。但既然是“插笔”，便不能跑野马，它应是点睛之笔，词约而义丰。这类插笔在亚明作品中也是随处可见，是对作品战斗锋芒的一次次淬火，为篇幅计不再例举赘述。

关于议论，我仍然认为要建立在足够的材料的基础上。一些今天已经有知名度的报告文学作家，在采访上用力不够，不象成名前那么舍得把精力化在采访上，往往浅尝辄止，凭一星半点材料大发议论，那实际上已经不是报告文学了。象陈祖芬后期的少数报告文学也难幸免。

报告文学的哲理内涵至关重要，作品有无足够的硬度，能否从里到外显现出耀眼的蓝色的钢性，议论的功底不可或缺。亚明有这方面的功底，这是他需要扬长避短的“长处”，可贵的长处。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概括了亚明作品力量的一面，他的作品有足够的强度。但还有另一面，即柔性一面，寓钢性于柔性，才能比较全面认识张亚明报告文学的全貌。

精于篇章结构、深谙细节价值、注重情感质地等，使亚明的报告文学避免了许多有力度的报告文学的粗糙。

二、柔性：讲究结构肌理 深谙细节价值 渗入情感流。

（一）讲究篇章结构

一些报告文学作者偏面理解真实性，笨拙地记载了原始的事实，缺少必要的艺术概括、精当的剪裁、合理的材料组合。采访、核实材料，只是构筑作品的基础性工程，更为艰苦的是必要的艺术概括，服从于主题需要的构思，以及怎样把构思落实在具体结构上。

象对任何文学样式的构造一样，开端是不能马虎的。报告文学象小说一样，开始三分钟抓不住读者，那就是这篇作品明显的败笔。亚明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开端，有些精品开端很有艺术性，他的作品开端风格多样，或以诗的笔触引进，或以某种悬念导入，或以深邃的议论领起，或直截了当进入事件，不论何种开端，都饶有意味，避开了沉闷和枯燥，主体部份大多数篇章都处置得当，或以时间顺序展开，按事件本身发展逻辑铺陈，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有意味的真实故事。有时则时空交错，并不在意故事的完整，只是按主题的需要连缀起典型的细节，形成时空交错的主体结构。诸多结构模式亚明运用比较得心应手，驾驭自如。尤其是写一些恢宏的事件，经历比较复杂的改革者，亚明让其人物置身于改革风口浪尖上，紧紧抓住内在的逻辑线，运用不断穿插、腾挪、闪回的手法，波澜起伏地展开，跳跃而不杂乱。主体以后的结尾，也都不草率，或照应开端，或以抒情味很浓的语言祝福笔下的人物，或从叙述的事件或人物淡出，转而升华到理性的高层，“欲穷千里崐目，更上一层楼”，有高瞻远瞩之势态，使读者进入一种境界。

优秀的报告文学形式，应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应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亚明注意到这点，他的作品线索清析，在结构上不故弄玄虚、把结构搞成迷宫。

在结构问题上，不能不论及角度的选择。报告文学角度的选择远不如以虚构为主的小说戏剧那样自由，它受到真实性的限制。

角度选择实质上是怎样通过艺术概述从真实的材料中，挖掘出“这一个”人物，“这一个”事件，“这一个”指的是事物的本质特征，例如写人的报告文学，假如显现不出“这一个”，那角度选择就是失败的。焦裕禄、吴吉昌、清从正、陈铁锤等都是穆青笔下的好人。穆青很注重角度的开掘，写焦裕禄，是从县委书记“这一个”角度切入的，他又不是一般的县委书记，在全国两千多个县委书记中他更出类拔萃，更有为人民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对穷苦百姓、尤其是农民有感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运用得更好，穆青等作者牢牢地从这“更”的方面入手，认准角度，浓墨重彩，非常到位地原原本本地再现了“这一个”县委书记的感人形象。

亚明的报告文学深谙角度切入的三昧，例如，《一个女人和她的“蒲种”丈夫》一文，角度选择就很准，所写派出所长赵爱云没有淹没于全国数万勤政敬业的好所长中。读者能从数以万计的派出所长中指认出谁是赵爱云，因为作者紧扣“蒲种”这个特殊角度。蒲种者，即极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亚明通过真实的一个又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现了赵爱云的“蒲种”特性，他特别的不懂人情，亦即彻底的大公无私，从不因私情、亲情去损害人民的利益。他特别地勤奋工作，公而忘私，他手中有权，从不以权谋私，亚明倾注满腔心血于这个人物身上，写出了“这一个”，显示其选择角度上的功力。

（二）细节选择和运用

“生动的细节可以使纸面的文章留在人们的心灵上，渗透到人们的情感中去。”美国名记者休.马利根的作品十分注重细节作用，春雨贵如油，润物细无声，好的细节对报告文学而言，有如春雨，对读者的心灵富有渗透力，亚明的报告文学艺术气息很浓，要说有什么诀窍，恐怕同他善于捕捉细节、运用细节，通过细节进行艺术概括相关。

报告文学作者都知道细节重要，成熟的报告文学作者善于使用细节实施艺术概括，否则变成了细节的堆砌，使作品拥塞不堪，反而读不下去。

细节的艺术概括力表现在细节的主题色调的清晰性，情感的感染性，功能上的多极性。即是说细节必须有力地表现主题，并有打动读者的情感力度，而且表现上的涨力大。

且看《一个女人和她的“蒲种”丈夫》中一个细节，这一细节以先进人物赵爱云妻子的口吻传达给读者。

“有时我真想，不爱她了，让他一个人瞎折腾去；可看他累得那样，晚上十一二点回到家，破沙发上一躺，鞋也不脱，说着话就睡着了，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咋办？给他拿好衣服、放好热水，哄着他去洗澡。唉，这么多年，别说买菜、烧饭了，他从没铺过床，没擦过皮鞋，连刷牙都是我给他挤好牙膏……”

这里实际上不只一个细节，它传达出的信息很丰富，一个真正为人民的公安人员的辛劳之状跃然纸上；展示了公安人员的家属必须有许多付出；先进人物赵爱云有一个多好的贤内助。细节充溢着浓浓的生活味、人情味，极具艺术概括力，象这些以一当十的细节，在亚明的作品中俯拾皆是。

“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有真正的、质量上乘的细节，常常能帮助我们判断他的才华和成熟的程度。”前苏联著名作家安东诺夫这个论断同样适用报告文学作家。所谓“上乘细节”，是那些最能反映人物思想品德、表现事件本质的细节，决不是硬贴在主题上的散金碎玉。才能平平的作者只满足于事情过程的流水帐式的叙述，重要的细处往往被沉闷的叙述所淹没。减少过程，突出细节，是写好报告文学的一个关键处。

报告文学的可读性中应该包涵“耐读”，经得起反复读的作品方是上乘之作，《旋转的人生坐标》、《孤山情》、《面对时代的挑战》《重铸黑色的辉煌》、《人生的雕塑》、《一个女人和他的“蒲种”丈夫》等篇，都是可读性较强的作品，细节挑选得好并运用到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里不能不说一下细节与感受的关系。细节一般并不都是那些触目惊心的部位，它往往很普通。有才能的作家则善于从普通的生活中去摄取细节。这与作家的感受力有关。陈祖芬的报告文学中的细节选择，充分表明这位女作家的才能，她的感受力似乎特别丰富，似乎总能在一般人感到平常的地方，发现不平常。福楼拜说，“写好，同时就是感受好。”这对报告文学作家同样适用，亚明的感悟能力比较好，他对人物心理、事件特征、现场气氛等方面的描述，常有惊人之笔，常有他独到的发现，读了《神剑刺向潘多拉之盒》、《橄榄绿之歌》亦可窥见一斑。

（三）意境的构筑

报告文学的品味有高低，衡量标准之一是能否构筑出有韵味的意境。当前一些报告文学很不注重营造意境，尤其是所谓大型的集合式的全景报告文学，报告味很重可文学味淡如水，更谈不上意境。

报告文学能否登上文学艺术的殿堂，要看其能否经得起美学眼光的审视。意境属于美学范畴内。

叶圣陶曾解释过“意境”，“接触事物的时候，自己得到的一点什么，就是意境。”（《文艺知识》１９４７年第一集之三）他比较简洁地阐释了意境的概念。对报告文学来说，作者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悟及别人所无的确有价值而且是富有哲理、诗味的境界和情愫，当属于报告文学追求的意境女神。

“千姿百态的人生世相，真假美丑的交融交叉，组成了一幅幅多彩而完整的矛盾而统一的社会生活画卷，”亚明在《旋转的人生坐标》集子的“后记”中感慨人生与人世的斑驳丰富的画面，意境，正是要求作者慧眼识宝，从多彩的“生活画卷”中“得到些什么”并形诸于报告文学体式的文笔中。

亚明确是“得到些什么”了。《他从生活中走来》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作品，读者无疑能从中获得点东西。作品写的是一个极普通的人，他是淮北千万矿工中的一名矿工，这位普通矿工的人生确是个“富矿”，亚明的一支笔仿佛是锋利的镐，作了纵横的采掘。这位矿工叫景开明，现在可是顶顶有名的律师，由矿工而律师的曲折道路，一旦由作者展示开来，真是让人感慨唏嘘，那苦涩的人生三味，很让人思考。当我们徜徉于湖畔溪边，令人遐想思索的更多的恐怕是水中崖边树木扶苏的倒影，她比真实的树木更变幻多姿，因为她有实体所无的空灵。我想，任何艺术的意境都应是水中的树木倒影，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倒影的变幻，提供人遐思的，当然还应有碧波荡漾的水面，这个“水面”应是作者“空灵”的胸襟。所以竟境的构筑主要看作者有无较好的综合素质，否则，是得不到“一点”什么的。亚明作品中诸如《关于生与死的报告》、《一个女人和她的“蒲种”丈夫》、《人生的雕塑》、《孤山情》等，都有程度不同的意境所在，有一种境界和情愫在里面。

一般说来，在报告文学中显出意境的作品很少，从作者方面来说，没有相当的文学造诣尤其是对中国传统诗词的修养，没有对人生、生活的热爱，没有对假、丑、恶的强烈痛恨，没有一定的驾驭语言的功力，意境的获得是困难的。

（四）语言的魅力

报告文学的力度和柔度，最终都要通过语言来表现，优秀的报告文学总能显示语言的魅力。

报告文学的语言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从新闻中脱胎而出，母体语言味极浓，即使象《西行漫记》这样的名作，语言样式也比较单一，以冷静的叙述的通讯语言为主。当报告文学逐渐向文学靠近，报告文学的语言就显出其丰富性。由于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史学家、新闻工作者等都参与报告文学的写作，于是我们能读到语言风格迥异的报告文学，从而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语言宝库，产生了今日报告文学的语言魅力。

亚明同志青年时代喜欢诗歌及曲艺创作，大学之后进入新闻队伍。而早年为了谋生,被临时借用到基层机关搞文字材料，写些总结、报告、讲话稿乃至一些枯燥乏味的公文，而且操作起来得心应手。这些恐怕都影响到他的报告文学的语言风格。

亚明的语言风格比较突出的是抒情性、锋芒性和含蓄性。

淋漓的抒情性。这显然是同他热爱诗及诗人的底气有关。他的作品往往开卷即热浪腾起，能把读者的感情调动起来。

“十月，秋高气爽，淮北平原如同一个美丽的少女，成熟而安详……”这是《关于生与死的报告》开篇，诗意盎然。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大自然最无情的规律。

然而，自有了人就有了情，也就有了人世间一切的真善美、假恶丑。‘情’为何物？亲情、友情、爱情？抑或掺杂着痛苦、感伤、厌恶、难过、快乐、幸福……”这是《一个女人和她的“蒲种”丈夫》中的起笔，跳跃性很大的三小段，诗的写法。

“和煦的阳光从天宇斜洒淮北大地。醉人的春风在人们面腮轻轻吹拂……”这是《充满希望的黄土地》中的开端两句，由景而人，赞美一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有如春风吹拂。

上述抒情性可触可摸的语句不仅在开端，而且弥漫于全篇。报告文学最终的目的应是能打动读者，打动读者的前提是首先要使作者自己受到震动，亚明在每篇作品动笔之前往往都能进入角色，即通过过细的采访，深入到生活的深处，被生活中的真善美所打动，也被其中的假丑恶所激怒，这才使他的笔端饱醮浓浓的情感而流淌出诗质的语言。

语言的锋芒性。

亚明的报告文学语言往往锋芒毕露，这使他的作品很具强度，显现出钢性。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有给人危险之说，原因是这种文体往往要触及时弊。我以为触及时弊的报告文学可以说是文学性杂文，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还没有一种式样能象报告文学这样直面人生和生活的，亚明的语言锋芒，比较突出的是他的倾向性插笔。

“高速时代，意味着一切节奏的加快。高速必须排斥阻碍，排斥精神镣铐，排斥思想上的保守和观念上的陈旧，排斥主客观的局限与制约，排斥行为上的懒惰与懈滞”，（《追赶太阳的人们》）五个“排斥”表达了作者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阻力的愤慨，机锋犀利尖锐。《３１１国道劫案备忘录》下篇中的语言机锋，使人有痛快淋漓之感。一个接一个的语言锋芒，力透纸背，解剖着人的灵魂和社会的症结。当今中国一个接一个抢劫案，经记者报导后，却如亚明所说，使人“充满了满腹惆怅和压抑之感”，反思之一“人性的泯灭令人震惊”中的一段政治插笔，确是深刻：

“在三十年代国难当头的中国，伟大的鲁迅就曾针对国民的愚昧、麻木发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之语，而当时代的车轮滚进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幕幕令人震惊的镜头，满车乘客面对暴徒肆虐，连人性中为了生存而起码的自我保护、自我反抗意识都丧失贻尽，难怪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领导李松淮愤慨地对记者说：‘就在案发地附件的村子，当年日军一个鬼子兵就撵得全村百姓无处躲藏；在牛眠，一个村一次就被日军残杀一千多人，原因之一是百姓心不齐，不抵抗。而在这起案件中，全车７８人面对三名醉得东倒西歪的歹徒，竟然叫低头就低头，叫掏钱就掏钱，无一人奋起抗争，我真为这些受害人感到悲哀！’”

语言的含蓄性。

既要语言的锋芒，又要语言的含蓄，岂不是矛盾？其实，正是不同侧面的语言效应，才使作品多彩多姿。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这是宋代作家梅尧臣对含蓄的定位。具体地说，含蓄是把饱满的生活感受、深刻的思想，既形之于笔墨却又见于笔墨触发的意境之中，假如不否定报告文学需要艺术概括，那就不能否定报告文学语言需要含蓄的一面。早期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