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英国女佣葛拉蒂（英格丽·褒曼饰）想加入伦敦中国传教会到中国做传教士，却因资格不够而不被接纳。葛拉蒂不肯放弃，决定独自前往中国。结果，通过廉价却艰险的陆路，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她成功地到达了天津。随后，在天津中国传教会介绍下，她来到山西阳城，做了“六福客栈”劳森太太（阿西娜·塞勒饰）的助手。阳城是一个偏僻小城，当人们刚看到葛拉蒂这个“洋鬼子”时，都不敢接近甚至还非常畏惧。在“六福客栈”，葛拉蒂遇到前来巡视阳城的中荷混血国军情报官林南上尉（库尔德·尤尔根斯饰）。劳森太太意外身亡后，林劝葛拉蒂回英国，而葛却坚持留在阳城。葛以执着的爱心和坚定的信仰帮助政府让妇女改变缠足陋习，又帮助政府平息监狱暴乱，逐渐赢得当地百姓和以县长（罗伯特·多纳特饰）为首的官员的信赖，“六福客栈”由此远近闻名，而葛也有了一个新名字——“简爱”。数年之后，官升上校的林南再次来到阳城，看到葛拉蒂已实现她的愿望，不由又惊又喜，两人开始坠入爱河。这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山西，在躲过日军几次侵袭之后，葛拉蒂奉西安传教士罗宾逊博士的指示，率近百名孤儿前往西安避难。葛在一位曾是囚犯的当地青年协助下跋山涉水，忍受饥寒，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将近百名孤儿带到西安，成就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壮举……

宽广、仁慈、博爱，耶稣的精神，上帝的旨意。代表了一切的善良。。。，人是要有信仰的，宗教的伟大可见一斑！影片最后欢迎场面感人至深！褒曼演技一流

见到这标题，很多人一定很奇怪。只有看过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主演，1958年获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的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哪里有什幺「八福客栈」。而且「六福客栈」的背景是在抗战时期的大陆，怎幺又能连结到台湾呢？

其实《六福客栈》是真人真事改编，说的是三○年代一位撕毁英国护照，志愿当中国人的女宣教士艾伟德（GladysAy lward），带领一百名孤儿，翻山越岭从山西阳城逃难至陜西西安，途中饱受饥饿、疾病和各种危难，却坚持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动人事迹。她的故事也让美国人深深震撼，无数年轻人志愿来中国从事最危险的飞行员任务，阻止日本空军在中国内地的滥炸屠杀，她可说是影响美国人对中国抗日战争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六福客栈》是艾伟德在山西阳城所开设的客栈，原名是「八福客栈」，是圣经里耶稣的「登山宝训」，原文的「八福」是：
（1）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2）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3）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4）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5）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6）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7）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8）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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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拳匪之乱，屠杀基督徒最多的地方，不是拳匪的发源地山东，也不是拳匪聚集的北京，而是仇恨基督徒最深的官员毓贤所巡抚的山西。《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提到，毓贤六月初一（阳历6月27日），先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他自称：「将省中洋人，谕令迁居一处。于教堂内搜出妇女211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6月13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毓贤自称）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

1900年12月《万国公报》第143卷（老孙的「上李鸿章书」就是登在这份报纸）甚至报导：「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堂堂巡辅大人竟「手刃」老弱妇孺，也可见山西「仇外」之深，可说是外籍宣教士的「杀戮战场」。

然而山西死了这幺多外籍宣教士，他们都是全家被灭门，连襁褓中的婴儿都难逃大劫。可是中国内地会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仍然苦苦坚持信仰的初衷，不放弃、不离开、不申诉。还登报声明内地会放弃对中国的索赔。这一声明震撼了英美两国的基督徒，更多的传教士继续深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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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伦敦的中国内地会总部，来了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负责的老先生与她有着以下的对话：
「中国很需要宣教士，请问你是哪家神学院毕业的？」
「对不起，我没读神学院。」
「中国的教会大学需要里工科的老师，请问你大学读的是什幺？」
「对不起，我也没读过大学。」
「这样吧！中国的女子中学需要舍监，你有高中文凭吗？」
「对不起，我也没读过高中。」
「那就抱歉了，我想你并不适合去中国。」
「先生，我爱神，我喜欢儿童，我会比其它人更努力。Let I go.」
「求求你，回去吧！你连英文都不会讲，什幺『Let I go』，是『Let me go』。你连英文都说不好，去中国能教人什幺呢？」
「我是去传福音啊！不是去教英文，好几亿中国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任是那爱我们的神。我知道神要我去中国，我不能不去啊！」

老先生被女孩边说边流下的泪水感动了，就问她会什幺。女孩说她没读过中学，现在是个女佣，很喜欢对小朋友讲故事。老先生就劝她，中文是一种非常难学的文字，各地又有一些与文字不兼容的方言，如果你真的想去中国，我就安排你先去照顾两位返国养老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呆了几十年，你跟他们先学一点中文吧！

就这样，艾伟德去照顾这两位从中国回来的老妇人，但她想去中国的决心从未改变。她虽然家贫失学，却很有语言天份，认真学了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语。1930 年初，她在卫理公会的聚会中，听说在山西有位老宣教士珍妮．罗森（Jeannie Lawson）已经73岁了，欲退而不能休，因为她到处寻找，竟没有人肯去帮助她。艾伟德写信给罗森说：「那人就是我！」罗森回信说只要她自己想办法到天津就行了。

然而女佣的待遇微薄，存下的钱要买一张去天津的船票，可能还要好几年后，但她还是不断祷告。有一天她听到一个好消息，有人告诉她去中国还有种更便宜的方法，就是从法国坐火车穿越欧洲到苏联，再穿越西伯利亚到海参威，再穿越满洲就能到中国了。

艾伟德迫不及待的去旅行社，用她仅有的钱要买一张「去中国」的火车票，还一再声明是「单程」的，职员却泼了她一盆冷水。原来这说法理论上可行，但现实却是西伯利亚是苏联下放劳改犯的地方，满洲铁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日军与苏联对峙，中国与满洲的日军也在对峙，这根本就不可行。但艾伟德坚持所有安全问题都由她自己负责，旅行社职员只好替他办了护照与买了到海参威的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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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这一路上很不顺利，火车一进入苏联，就在西伯利亚停下，原来这列车只载劳改犯到当地，如果要继续往东，必须自己拿行李，穿山越岭的步行到下一站奇塔（Chita）。艾伟德咬着牙，单身走过冰雪覆盖的荒漠，总算又找到火车。但没多久麻烦又来了，官员检查她的护照后，就不准她上车，还把她留在当地的旅馆。一句俄国话也不会讲的艾伟德，在西伯利亚的小镇上，除了祷告外也没别的办法。

果然神听她的祷告，她在旅馆里有一个妇人拍了她的肩膀，轻声的用流利的英语说：「不要回头，往前走，到前面拐弯的地方等我。」艾伟德向这个妇人求助，当她知道艾伟德是要去中国的宣教士，很惊讶的要求艾伟德出示护照，才发现原来艾伟德工作栏里的宣教士（missionary）被写成机械师（machinist），而当时苏联内陆非常需要机械师，所以她被当地官员扣留了。

那个妇人明白了艾伟德的遭遇，就警告她一定要赶快逃走，否则会被留在西伯利亚。可是一句俄国话也不会讲的艾伟德，要怎样离开西伯利亚呢？那个妇人就告诉她，你是要去中国宣教，那就是神所差派的，没人可以拦阻。今晚有人会去敲你的门，你就跟着他走，上火车后到海参威，接下来有人会安排。

艾伟德不知该不该相信这妇人，因为苏联实在环境险恶，之前还有官员要强奸她未遂。可是她在祷告后，决定听从这妇人的劝告。当晚果真有个男人来接她，她就顺服他的安排，被塞上了火车。下车后又有一个男人接她到港口，被一艘货轮运到日本的神户，几天后又被转运到天津。

上岸之后，艾伟德已身无分文，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奇妙的是有一个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坚持要她上车，可是语言不通，车夫又不识字，她准备将自己那条又脏又旧的领金拿来抵账。岂料这文盲车夫也很精明，看这外国小妇人衣着破旧，就把她往天津宣教中心送，果然他让艾伟德少走了许多冤枉路，自己也从宣教中心那里得到了该得的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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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宣教中心问起罗森，那里的宣教士摇头说：「她独来独往，在山西行踪无定。不如等在这里，有适当可靠的人来，带你直接去那里。」在等待的日子里，艾伟德四处游览，找机会学些中国话。她对中国最初的印象，就是到处都有墙：城有的墙、镇有镇墙，家家户户有院墙。她不免自问：「到底怎样才可以打开这些围墙，进到中国人心里？」

后来等到一个姓路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可以带艾伟德去到那里。于是，经过长途跋涉，坐火车转长途汽车到泽州的内地会宣教站。她脱下西式洋装，换上高领的中国旗袍改坐上骡车，再改乘搧子，经过两天的路程，终于到了阳城。从此她也没再穿过西式洋装。

罗森一个人住在城门外的大宅院里，因为这是「鬼屋」，没人敢住，所以租金特低，每年只要一英镑。罗森在中国已经超过五十年，原本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加上不自觉搀杂的中国话，让艾伟德几乎无法听懂她在说什幺。然而整理清洁是她唯一的特长，她辛勤工作了几天，就把几十个房间的鬼屋，整理得一尘不染。艾伟德来这不到一年，罗森就去世了。

艾伟德发现这屋子位于骡队往来的大道，她知道自己不会说中文，又身无分文，大家都叫她「洋鬼子」，根本无法接触中国人，何况传福音。但俗语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这些都是在中国被鄙视的行业。艾伟德想到耶稣说的：「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于是她把大房子当成客店，厨子老杨负责饮食，只招待行脚的骡夫，招牌挂的就是「八福客栈」。

但开店之后完全没有生意，一来是当地人看到她就喊「洋鬼子」，怎肯与「鬼」同住。二来骡夫贫穷骯脏，其它客店都不欢迎他们，他们也从不在客店住宿。艾伟德只好在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时，就拦住勉强拉他们进来。起初艾伟德感到很难堪，骡夫们也不甘愿。但后来发现这里很清洁，饮食也可口，最重要的是收费便宜，而且不排斥他们。骡夫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八福客栈」就常常客满，成了骡夫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每天晚间，艾伟德工作告一段落后，就一定要用还不流利的中文，说圣经故事给骡夫们听。一开始骡夫们都嘲笑她，大伙继续在一旁聚赌喧闹。然而艾伟德不灰心，就是不放弃的说给愿意听的一两人听。慢慢的骡夫们受到感召，一个又一个的信了主。最后骡夫们自己定了公约，客店旅客不准吸烟饮酒赌博与喧哗，以免影响艾姑娘说故事。从此这家骡夫的客栈，竟成了「道德五星级」的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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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的县长有一天出门时，发现路上的骡夫竟然变了。以前都是用脏话吓斥骡子前进，现在听不到「国骂」了；也不唱那些淫秽的地方小调，而是哼着诗歌。他非常讶异，这些没知识的下人，怎会变的如此文雅，问了才知道阳城县竟有这样一位「女洋鬼子」，于是决定亲自来八福客栈访问艾伟德。

原来当时政府正在推行「天足运动」，明令要妇女放脚，并要挨家挨户检查。但检查妇女的脚由男人来负责不合适，成年女人又几乎无一不缠足，所以县长认为艾伟德是最好的人选，尤其看到她个子虽小，却能跑能跳，由她来向家长示范天足的好处，绝对有说服力。县长应许派两名卫兵保护艾伟德，还发给薪水，供给骡子作交通工具；按时直接向他提出报告。

县长的条件让艾德伟很心动，因为八福客栈生意虽好，但收费太低，连厨子老杨的薪水都付不出来。有了这一个「官职」，不但解决了经济上的为难，也可以穿越高墙，进到中国人家里。艾伟德于是开出一个条件，就是不能限制她讲福音。县长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笃信儒家，虽然他看到骡夫的言行，才符合儒家真正的「礼」，但感情上还一时无法接受基督，于是两人约定改成「只能讲圣经故事，不能拉人去教会」。

有一天，阳城监狱发生暴动，有个犯人被鬼附了，力大无穷，挥斧砍死了好几个犯人，狱卒制服不了，其它犯人又趁机喧闹。典狱官就报告县长，听说八福客栈原本是鬼屋，但艾伟德一个人却敢住，她一定能「伏鬼驱魔」。县长无奈，只好派人来找她。艾伟德不能推却，只好进入狱中，放大胆子跨过地上的尸首，走近这个凶徒，温柔地劝他放下斧头。

这个前一刻还疯狂杀人的囚犯，犹疑片刻后终于垂下头来，把斧头交给艾伟德，乖乖让狱卒把他押走。艾伟德立下了功绩，得到县长的更加尊崇，同意定期让她到狱中向囚犯「说故事」，并顺从她的建议，改善狱中环境。

县长很奇怪，以艾伟德的能力，即使要宣教，为何不选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要待在这小地方，对骡夫与囚犯说故事。艾伟德回答说：「我也不明白为什幺，我只知道上帝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充满希望和快乐。」县长听了很感动，她明白这句简单的话，不是他在儒家经典里能读到的，于是也决定受浸归入主的名下。

有一天，艾伟德看见路边有个妇人坐在地上，要出售一个病弱的女孩子，要价两个银元。艾伟德心里很不忍，但身上没有两块钱，就把仅有的九角钱给了她，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八福客栈，就叫她「九毛」。她用爱心和祷告，终于让九毛恢复健康。

九毛常看见门口有个八岁的孩子，沦落在那里乞讨。九毛以为只要自己每天少吃一些，就够养活他。艾伟德看到九毛的爱心，于是又领养了这孩子，起名「少少」。后来他又收养了「宝宝」与「兰香」。这时八福客栈里已经有了四个孩子。

1936年，艾伟德决定不只是在衣着饮食上与中国人一样，她连国籍也要一样。于是撕毁了英国护照，正式归化为中国籍。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把军事行动扩张到华北，僻远的阳城不知为何遭到日机的滥炸。一个炸弹炸中了八福客栈，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失去知觉，幸好醒来时只受了点轻微外伤。但这场轰炸让阳城多了无数的孤儿，艾伟德残破的八福客栈，成了当地的救护站，还收容了四十个孤儿。

1939年2月，日军撤离泽州，回城市过冬。原来泽州这里的宣教士大卫，收留了上百名的孤儿，分成男院与女院。一天夜里，有个日军排长带着30几个士兵闯入女院，企图轮奸这些小女孩。艾德伟这天刚好在女院，立刻冲去制止，那个日军排长用枪拖不断殴打艾德伟，但艾德伟尽管满头鲜血，却仍站着不倒下，对着那群衣衫不整、尖叫挣扎的小女孩用国语喊着：「赶快祷告，大家赶快祷告。」

军官非常愤怒，奇怪的是为何用枪拖无法打晕这外国小妇人，气得干脆拉起枪机，发疯似的猛扣板机，但奇迹出现了，喀擦了好几次，这把枪竟然都无法击发。军官愤怒的从士兵手上抢来一把枪，拉了枪机再击发，不料还是卡弹。艾德伟还是用国语喊着：「赶快祷告，大家赶快祷告。」这时很多小女孩都不再尖叫，跪下跟着艾德伟祷告起来。有些日本士兵以为这洋女人会念咒，吓得逃了出去。这个日本军官既愤怒又讶异，只好到屋外集合收队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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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德在泽州时，《时代杂志》（Time）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他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出生在中国，很同情中国对日抗战的艰难处境，于是他派了记者专访第一个入籍中国的宣教士艾伟德。艾伟德在访问时说：「我代表的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我恨恶日军的暴行，也不能缄默不言。当然，我是中国人，也会把所知道的日军行踪，报告中国方面。」

艾伟德的说法透过《时代杂志》报导后，严重激怒了日本军方，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日军攻打这个城镇，也许杀戮造成仇恨，但另一个没遭战火波及的地方，根本不会有抗日的情绪，甚至还有人认为日军比起中国各路军阀，就只是一批「官军」而已，也许军纪还更好一点。但艾伟德的说法，让日军在中国的行动，受到各国的质疑与非难。

几天后消息传来，今年春季来「清乡」的日军，距离泽州只有一天的路程。报信的人手上还拿着一张告示，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她只得仓皇逃回阳城，路上又遇到日军飞机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仿佛被猛打了一拳，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

回到阳城，大家劝她赶紧离开山西去大后方，艾伟德决定先去西安。行前她向新作基督徒的县长告别。县长好心的提醒她，日军到处悬赏捉拿她，路上千万要小心。但当艾伟德告诉县长，她要带八福客栈现在收留的一百名孤儿一起去。县长吓坏了，劝她千万别坐傻事；但艾德伟坚持，这一百个都是神赐给她的孩子，一个也不能丢下。县长苦劝无效，只好多为她预备一些粮食，并派了两个已信了基督的士兵跟她一起上路。

攀山越岭，穿越日军的封锁，还要渡过黄河才能搭上火车。艾德伟带的一百个孩子，最大是一个刚放了脚的16岁女孩素兰，还有九毛、兰香，少少，宝宝四个大一点，其它的孩子最小的只四岁。艰难的山路没有尽头，孩子们的鞋破了，脚磨肿了，衣服脏破，像一群小叫化子。大的背着小的，两个士兵各用扁担箩筐背着食物，一直前进，缓慢的前进。

然而疲倦加上疾病，行进速度越来越慢。箩筐中的食物逐渐减少，换成是生病走不动的小孩。除了他们一队人之外，再没有别的旅人。一个刚放了脚的女孩莲花，实在走不动了，艾德伟只好砍木头作成担架，大家轮流抬着她往前走。

五天之后，食物都吃完了，但荒山野地完全没半个人，艾德伟每天还是一休息就聚集孩子，说着圣经里的故事，说也奇怪，孩子们听完故事，总能忘掉疲累与饥饿，鼓起勇气，慢慢往前推进。两天之后，他们终于遇到了一支国军部队，不但给了孩子们食物，还护送她们走了一段路。

十二天过去了，走在前面的孩子，终于欢呼地喊着说：「黄河！」艾伟德谢过伴送他们的军人，看着他们回去。自己率领孩子们，向河边走去。但黄河波浪滚滚，却没有渡船。只有等着，挨着饿等。过了四天，才来了一艘渡船，分三次送这一百个孩子渡过了黄河。下船后再走了两天，终于到了米脂，孩子们第一次搭上火车，都十分兴奋。

然而到了中条山脉的一个小村，火车不能再前进了，因为前面的桥梁已被炸毁；艾伟德只有带着孩子，攀越崤山的小径，才可以到潼关；但那只是一条山径，连乡民都没走过。在无可奈何之下，艾伟德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哭。但哭过了还是得往前走。唯一的希望，只有神的怜悯。在看似绝望，路到尽头时，一个下坡，竟然就是潼关！原来不用地图，反而找到了快捷方式。

有了铁路，另一个难处又来了，这里没有客运火车，幸而还有运煤货车。他们爬上煤堆，乘过了一段，再转搭客车，终于到了古城西安。艾伟德为一百个孩子点了名，知道一个都没有短缺后，就将他们都交给蒋夫人所办的孤儿院。艾伟德感到松弛下来后，才安心睡下，没想到这一躺下去就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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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艾伟德清醒时，看到身边有个穿白衣的女子，她问：「我在哪里？你是谁？」女子没回答她的问题，只说：「你终于醒了。」然后又来了另一个男人，俯身用英语对她说：「你醒来了真好。我是西安浸会医院的主任医生。你脑部受伤，又发高烧，营养不良，还得了伤寒，加上肺炎。肩上还有一颗子弹，幸而不深。现在你醒了，真是感谢主。」

艾伟德能够活下来，是一件神迹。她在医院里又过了几个月，直到1941年底出院。她立刻又在郿县的难民营工作；那里距扶风和西安都不远，可以常去探望她的孩子们。1944和1945年，艾伟德在兰州和四川的成都，在贫穷人和麻疯病人中传福音。直到1945年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8年冬，徐蚌会战后国民政府就快垮了，而艾伟德的身体也快垮了。司陶卫医生（Dr. Olin Stockwell）劝她回英国休养，并探望父母，这时她在中国已经十七年了。但艾伟德一文不名，司陶卫还必须为她筹措路费。只是她已经不是回国了，因为她是中国籍，所以是出国，还要去上海申请签证。在那里，她意外的找到了美恩；发现美恩已结婚生子，艾伟德很高兴的作了「祖母」。

1949年春，艾伟德到了英国。虽经战乱，但父母和兄姐都还在，重逢自然快乐。只是她时常为多难的中国忧伤，尤其是解放后少少在南京被新政府枪决，她为了这事伤痛欲绝。而这时伦敦新闻记者瑞德悟（Hugh Redwood）为艾伟德写了一篇专访，英国广播电台（BBC）的柏格斯（Alan Burgess）读了后又来访问她，写了一本《小妇人》（The Small Woman），由 Evan Brothers 出版，书一出版就非常畅销，BBC还改编成广播剧，让艾伟德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艾伟德一直想回中国，但新中国不承认国民政府发给她的身分，也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1957年，艾伟德只好退而求其次，预备前往香港工作。这时二十世纪福斯（20th Century Fox）找她签约，要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她天真的以为导演是为了传福音，就轻易的签了约。

结果电影上映后她才辗转知道，本来的「八福客栈」，不知如何变成了「六福客栈」。片商不但把原著改成面目全非的爱情故事，为了美人配英雄，剧中还虚构一个中德混血的国军军官，与艾伟德热吻；事实上艾伟德终其一生，都没有和任何男人接过吻。这使艾伟德既羞惭又厌恶，虽然她因这部电影而被声名大噪，但她从不愿提起「六福客栈」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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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香港，艾伟德发现要回中国已不可能，这时她找到了从前收养的孤儿，如今他已经作了传道人。她想到开办一个「希望会」的宣教团体，救助在香港的中国难民。但她拿的是中国护照，香港居留签证期限已到，于是艾伟德决定去海峡对岸的那个中国：台湾。

艾伟德来台后，在北投租用了一所停业的旅馆，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后来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资助三千美元，在木栅保仪路购地二千余坪，建平房三栋（每栋十床）、门房、厨房、洗衣房各一栋，给艾伟德孤儿院使用。然而艾伟德年迈不能治理，就把院务交其干女婿管理。她的干女婿管理不当、收支无据，财务混乱，以致展望会要求孤儿院成立董事会，可以有效地监督院务，于是由中外董事八人，组成了「艾伟德孤儿院董事会」，由艾伟德担任董事长，其干女婿为院长。

但董事会成立后，院务仍旧难以整顿，展望会所支持各项款项，她女婿只收受费用却不立收据，导致世界展望会无法与艾伟德合作，艾伟德教士遂辞去董事长职务，董事会将「艾伟德孤儿院」改名成立「伯大尼育幼院」。

1959年，展望会邀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听众惊奇的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矮小苍老的小妇人。但她觉得有机会传扬福音，帮助展望会的孤儿募款工作，正是她所最爱的。接着艾伟德又受邀到澳大利亚、纽西兰巡回布道，然后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BBC）的电视节目"This Is Your Life"播出她的真实故事。接着，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也邀艾伟德去白金罕宫面谈，她当面向女王请求，帮助在台湾的孤儿们。

只是艾伟德的所有努力，竟被她所信任的中国教棍所骗，全部款项几乎都被骗去！艾伟德孤单失望的回到台湾。但神不会撇弃他的忠仆，凯萨琳史密斯（Kathleen Langston-Smith）原本是英国一个邮政分局的局长，看到BBC的电视节目，受感动而来与艾伟德配搭同工，正好补足她不善管理的缺欠。

1970年元旦，艾伟德感觉患了感冒，却仍然出席妇女祷告会，回孤儿院后就倒在床上。医生诊断是流行性感冒转为肺炎。两天后，艾伟德息了地上的劳苦，死在她所爱的中国另一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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