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档案是“组织”对我们成长过程的鉴定和评价，“组织”是我们档案的制造者。档案里也许记载着真实的过往，也可能记载着不堪回首的误会甚至陷害。
随着“组织”对一些个人的约束力削弱或消失，不少中国人的档案已经名存实亡。但，更多的人，仍然循规蹈矩地生活在档案里。
而对国家来说，档案记载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的人与事件，其中不免有矫饰，也不乏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记载。一个国家的辛酸和荣辱，一个民族的选择和放弃，都在这里面被尘封起来。
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面对档案，总有一丝惶恐不安……
纸上苍凉：档案的民间解密
一部早已“被销毁”了的个人政治档案，18年后，又完整地出现在北京潘家园旧货摊上，现在，它是作为文物估价出售。
曾经被严格控制的中国人的档案以民间的方式解密，引发了知识界的关注，但档案的流失途径，却始终是一个谜。
尘封的痛苦
“我很苦恼。第一，想占有它，多吃一些；第二，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产生做一件类似这种偷偷摸摸行为的坏念头，心情上很惶恐；第三，自己问，为什么会在粮食这个问题上这么经不起考验。一切嘴上的空谈都破产了，反人民的，个人主义的贪婪本性便暴露出来了……”1960年的除夕夜，就着监舍昏暗的灯光，杜高趴在炕沿上写下了这份检讨。此检讨书随即被装入了他厚达六卷的政治档案。
杜高，著名戏剧理论家，曾任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他的检讨中要交代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在劳改农场的他，担任值日打饭，对病号没有吃掉的两个窝头产生了“私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第二天才送还伙房，结果遭到了没完没了的批判。
其他的劳教分子随之揭发他的改造态度问题，攻击他对粮食政策不满，再加上塞进其档案的其他揭发材料，1961年，原本已刑满的杜高因这些“很坏的表现，被判继续教养三年”。他是一同劳改延期的人中处罚最重的，以后更被无限期延长劳改时间。那一年，他不过30岁。本来应该在18年前，随着杜高的平反，这份档案和其他材料一起被付之一炬，但这份档案不知怎么回事，竟辗转存活了下来。1998年，《人民日报》主任记者李辉，从北京潘家园市场的地摊上意外淘来一堆旧文件，其中就有杜高的档案。
李辉主动给杜高打了电话，邀请他来翻阅。
在李辉的办公室里，杜高第一次了解到当年被陷害而囚禁12年的前后经历。尽管已经过去28年了，他说，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看了档案，他才知道，当初是一个他信任的领导批示送他去劳改。他诚恳地交代事实、希望能够澄清误会的举动，被人改写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罪证。从档案中他还发现，原来自己早在1969年4月就已经被解除了劳改，但一直拖到半年后的国庆节才被真正释放，仅仅是有关部门为了在国庆日当天显示劳动改造的功绩。
档案所牵扯到的人，大多已经逝去了。而因为此前用人单位通常都有档案审查这一关，这些人在生前几乎无一能够逃脱档案的折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档案所具备的特殊性质，作为政治的紧箍咒，不知道毁灭了多少有才华的人！”杜高感慨地说。
此前，杜高也曾经试图查找档案流失的原因，但是保管档案的人已经换了几茬，其中一个人还特地打电话保证说，该销毁的档案绝不可能流失出去，“我是看着火烧起来才走的——这是档案纪律。”
“这很有意思！”杜高笑着摇头，不过他并不打算追究谁的责任，反而庆幸自己的档案就此走入民间，“就算是以民间的方式解密吧。”
一本无须修改的书
李辉开始考虑将这部离奇的档案整理出版，希望青年人可以借此对那个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李辉说，那个年代，档案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之痛。
杜高提出了一个要求：尽量保持原貌，不要删改。“因为档案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岁月的毁灭。”
杜高的妻子李欲晓，负责了部分档案的录入工作。在看到档案原件的时候，她流泪了。
最令她难受的就是整理杜高劳改时候的表格，“每年填一张，定成右派的那些罪状，不过是来回地照抄，中间还越抄越错，”说到这，李欲晓不禁爽朗地大笑起来，但笑声尚未消失她又难过地哽住了，“只有年龄在变，29岁、30岁、31岁，一页纸，就是一年，就为了这几十个字，却是赎不完的罪。”
2004年，李辉以编著的形式，将杜高的档案全文交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名为《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迄今为止散落于民间的一份最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得以公开解密。
这份档案始于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记录了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12年的杜高的劳改生活，到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截至1979年文化部呈送中央组织部的正式平反报告，共30多万字的交代、检讨、思想汇报、认罪书……包括批判会上领导人随意写下的纸条，都原封不动地按照时间顺序出版。
档案里附有杜高的亲笔材料，从最初自由奔放的文风，“友情啊！朋友之爱啊，永远地支持着我和我们”，到最后一份检讨文章时，是满篇诚惶诚恐的请罪和宣誓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