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高脚酒杯的情谊

------深切缅怀王德芳老师

齐延琨

两只普通的大玻璃高脚酒杯，静静的躺在我的酒柜里面，他普通典雅，那杯壁上可知的熟悉的本色花纹是两只龙虾，近20年了，它一直陪伴着我，每到节庆或者需要庆贺的时候，我都会用它斟满啤酒或红酒来干杯。它让我高兴快乐，同时也让我想起了杯子原来的主人，我尊敬的前辈文学老师，诗人王德芳。

那是1986年的事情，我当时在飞机城中共阎良区委工作，德芳老师在西飞公司《西飞文艺》杂志任主编，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中国首届神剑文艺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神剑文艺学会常务理事兼文学部部长，中国航空作家协会副主席。

德芳老师文学成就显著，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65年以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周总理的接见。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参加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他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代表作有诗集《古原草》、《绿雨》、《心烛》、《王德芳诗选》等，其作品曾获西安市第四、六、七届文学奖及1989年陕西省轩辕杯文学奖、1996年航空工业神剑文艺特殊成果奖、1998年陕西省文联德艺双馨奖。1986年，我当时正是文学青年，业余时间常去王老师那里拜访学习，并为他办的杂志投稿，他是我文学的崇拜对象，特别是他写的诗歌，总是那么铿锵有力，那么大气磅礴，给人以政治热情和奋斗进取的精神。通过文学创作，我们成了朋友。我把当时写的许多诗歌拿给他看，他给我提了很多建议，我记的最清楚的是他告诫我的那句话：“你的诗歌语言太密，没有空间，应该给读者留有充分想象的余地。”他把比较好的诗歌留下在杂志上发表，同时鼓励我积极向外投稿。我们的话语很投机。我当时有好些作品都投在了他主编的杂志上。那以后，他告诫我的那句话成了我写诗的镜子，每每写完，我都要拿出来对照，看有没有再犯那样的错误。

西飞公司当时还有一位文学老师叫刘风华，他是西飞《航空工业管理》杂志的主编。在德芳老师和刘凤华老师二人的介绍推荐下，我于1989年加入了西安市作家协会，成了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

1990年，我从阎良区委到区物价局任职，为了感谢二位老师的扶持和栽培，那年春节，我特意去了德芳老师家看望他。德芳老师家住西飞煤气站附近的公司家属楼里，那是楼的顶层。知道他喜欢抽烟，我为他带了两条香烟，一条是红塔山，一条是黄红梅，当时可算是最好的香烟，是我从烟酒公司经理那里弄来的。在那个年代，要想买到那样的烟还不很容易，市面上当时买不到，还得通过关系和批条子买。德芳老师见我来看望他，非常高兴。我们在他家里一起谈文学和创作经验。他问长问短，鼓励我，继续支持我搞好业余文学创作，并对我的文章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他还说我的短篇小说和深圳航空公司一位作者的风格很相似，又说陕北人长得都很相象，说我和路遥一样，长得魁梧，都是陕北人的那种高鼻子大脸，棱角分明。我听了哈哈笑着说：虽然我们都是匈奴的后代，但我怎么敢和大作家路遥比呢，我们长的再像，我也跟不上路遥的脚后跟。

王老师不但关心西飞公司的文学事业，而且更关心阎良区整个的文学事业发展。记得1988年时，他知道我当时在中共阎良区委担任书记秘书，就让我去给书记建议，成立阎良区文联和作协。1990年，我们在一起时他又问起这事，可谓为阎良地区的文学发展操尽心血。体现了老一辈作家诗人对文学的关怀。

我们话谈得很投机，在我离开他的房间时，德芳老师从他的酒柜里拿出了两只大的高脚玻璃酒杯，他说：“延琨，我收了你的香烟礼物，我也得赠送你两件礼物。”然后把从酒柜里拿出的两只高脚大玻璃酒杯放在我的面前说：“这两只杯子不济你的香烟贵，可就文学的感情和朋友的情谊来讲，价值也不一般，你说对吗？”我说：“当然不一般。”他指着柜子里的另外两只高脚杯说：“四只杯子一套，现在你两只，我两只，当我们为文学创作成功举杯时，为我们的胜利祝贺时，你就会想起另两只酒杯和我，想起我这个王老师，对吗？”他继续对我说：“同样，我也会想起你，也会和你一起为了胜利干杯祝贺。”我说：“我也为你祝贺，祝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创作丰收。”说罢，德芳老师拿酒要和我碰杯，我拿起酒杯说：“那就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和我们的文学创作日益丰收而举杯祝贺！”

1993年，我受组织的重托，从区物价局调到《阎良报》社任主编。我和德芳老师成了同行，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交流。我经常光顾他的办公室，不时地去看望他。十年以后，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离开了飞机城去了省城西安，而他仍然坚守在飞机城，继续主编那份后来改名为《企望》的杂志，只是我很少再回飞机城阎良，我们只是电话联系，问候，各自默默继续创作。

又十年过去了，2007年9月在省政府止园饭店，我们一起参加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会上，我们又见面啦。那次我还见了飞机城其他的文学作者和陕南陕北的好多文学朋友。不过，我们虽然见面少了，但王老师的大作在报纸上却常常见，特别是在国家和人民息息相关的大事件中，在抗洪抢险，抗击雪灾，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各大报刊上都能看到王老师的诗歌作品，或几十行或百行，或半版或整版发表。那诗歌如号角和战鼓，给人以深深鼓舞，振奋着人心。

今年元旦后，我去省作协办事，得知德芳老师病重，住在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那几天，正值年终单位考评检查，同时又在迎接省、市工作检查，没能抽出时间去看望前辈。我想，忙过年终这段后，马上就去医院看他，可谁知，春节前几天，听作协同志讲，王老师病情突然恶化，从唐都医院转回飞机城西飞141医院住了。

大年三十放假，我赶回阎良飞机城，第一件事就是匆匆赶往141医院，在141医院住院部三楼外二科护士办公室隔壁房间，我正要进门，突然听楼道有人喊我，一看是王老师的儿子王溪丹，他看我提东西进屋，赶过来说：“齐叔叔，大年三十，您怎么赶来了。”我说：“已经来晚了，在西安没有顾得上看望王老师，今天回来，我得赶紧看看他。”

住院部的房间里，我看到了躺在病床上打吊针的王老师，他人已很消瘦，被病魔折磨的皮包骨头。他呼吸困难，鼻子上戴着氧气罩，处于极度昏迷状态。病床前，他眼睁睁地已经无法辨认出眼前的任何人来。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也想起了父亲三年前在医院时的状况几乎和这一样，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三年，但是那种痛苦和创伤，仍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溪丹告诉我：“从12月 16号父亲进入唐都医院后，医生就诊断为肺癌晚期，情况一直不好。后来转回西飞141医院后一直都在维持。今天是大年三十，中午后病情突然恶化，呼吸特别困难。更可悲的是祸不单行，前几天，母亲在病房照顾父亲，去阳台窗户取东西时，不慎又从三楼摔下掉到一楼。性命保住了，身上却多处骨折，就住在隔壁房间里。现在我和妻子同时照顾着两个病人，实在有点忙不过来，只好让表姐也来帮忙。”我看到表姐在那里也非常劳累。我真无法想象，沉痛的灾难就这样降落在王老师和家人的身上。就像文革中的文字狱一样，因为王老师写的一首诗，让王老师在狱中整整呆了七年。

去隔壁病房看了德芳老师的夫人后，我和溪丹走出病房站到楼道上，我们两人已经无语。我们沉浸在这悲剧事件中，两人彼此默默对望。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在这大年三十的日子里，眼前的这情景，让我突然想起了德芳老师送给我的那两只大高脚酒杯。病房外的我和溪丹，不就像两只大高脚酒杯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吗。那两只高脚玻璃酒杯的含义，已经不单是简单的含义了，它代表着王老师对文学青年的爱护，对学生的情怀和寄托。那里面可以盛入文学的喜悦，同时也可以盛进生活的苦酒。

溪丹还告诉我，德芳老师在住院期间还为陕西的文学事业担心操劳。他在参加 2008年中国作协组织的《华山论诗》回来后，还给中国作协主席、省作协名誉主席陈忠实建议，要抓紧扶植文学新人。德芳老师说：“在全国性的《华山论诗》会上，我们陕西才有四名诗人参加，在我们号称文学大省的陕西出现这种现象，恐怕就是一种遗憾。我们必须抓紧培养和扶持新人，使陕西的诗歌后继有人。”就在他住院的前几天，德芳老师还在勤奋写作，为他的文集出版操劳，还在为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努力伏案写作。

王老师对文学事业的追求，和对文学事业的关爱，还有对文学青年的关心和培养，使我终于感到自己的千幸万幸。在他曾经的指点和鼓励下，我的业余文学创作也收获颇丰，这么多年来，我完成了《圣殿》、《方圆》等四部长篇小说，另有《爱情诗100首》、《西部风情诗》等四本诗集。我从1989年的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已经发展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为中国作家协会6000多名会员之一。这是我刻苦努力的结果，也是文学前辈的指点和帮助的结果，是文学创作者的骄傲，也是王老师的骄傲。

1月27日，大年初二下午，我从阎良飞机城刚返回西安跨入家门，就接到电话，得知王老师离开人世，享年68岁。

接到噩耗，我久久地站在屋前，沉浸在悲痛之中。我走到酒柜前，看着酒柜中的那两只大高脚酒杯，陷入了沉默。我在看这两只高脚酒杯时，在想着另外的那两只，想王老师的那两只高脚酒杯。今后，有谁还能用那两只来和我同举杯呢。

两只高脚玻璃酒杯，它现在仍然站在我的柜子里。两只高脚酒杯，是极普通的玻璃酒杯，它代表着王老师的深情厚谊，代表着王老师的殷切希望。我把它拿在手中细细揣摩，那上面的本色花纹清晰，是两只对视的龙虾，像在海底一样静静的漫游。我必须发奋努力，不忘王老师的教导，在文学漫长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让我举起这两只酒杯，为他老人家在天堂里安息祝愿。为我们在文学的圣殿达到光辉的顶点而继续努力，祝愿。

（齐延琨2009年1月29日写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