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五千年：折腾别人，忽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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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全世界都羡慕我们。牛仔属“炎黄子孙”，也曾被“忽悠”，跟着主流自豪了好一阵子。随着见识渐长，感觉有点“不对路”——五千年了，祖宗怎么连一辆像样的马车都造不出来？
反观西方，自古罗马，无论二轮四轮的马车，就不断改进更新。至今其安全豪华舒适的程度，连皇室都要以马车作为出巡的首选座驾。
中华文化久远流长，怎就连马车这样的“底端”技术都玩不转？无他，咱们有更先进，更舒适，堪比“流动房子”的轿子！
中国宰相的肚里是否能撑船有待考证，但欧洲中古城市的下水道能撑船是个不争事实。历史上中国除了“万里长城”，利民的基本建设（公路，下水道等），从来不被重视（据说民国前，“世界中心”北京连下水道都没有，污水横流）。当年连接各个城乡“国道”的状况如何，可想而知。出行坐马车？无论两轮四轮，人如果坐在上面，不震出个脑震荡算是幸运。欧洲马车用弹簧减震已经有十几个世纪；而中国清朝的皇帝用“皇家车驾召见年迈的老臣，为了防止老臣受震，一般都用麻草或者布帛包住车轮以达到减震效果”。
中华文明是种封闭，不善探索，不求进取的文化。所以无论改进路况或者改进马车，从来都没有进入过任何国人的“议事日程”。中华民族又是个非常“聪明”的群体，面对崎岖 “国道”，轿子（二抬，四抬，八抬，十六抬。。。）应运而生——无论道路多坎坷，能坐在“房子里”旅行，神仙呢！
其实，应付崎岖道路，重庆地区的 “滑竿”是最简单，最人道的解决办法——抬的人轻松，被抬的人舒服。但折腾别人又是咱们中华文族的优秀传统，“贵人”不把别人折腾死，不罢休。于是四抬，八抬，十六抬，甚至二十四抬。。。轿子应运而生。
权贵们有奴才抬着四平八稳房子般的轿子出游，于祖宗们来说，修马路，改良马车，既没必要，更无动力。
中华文明，除了“折腾人”方面，基本上无甚建树

2011年春节的脚步已逼近，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说房价，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价格就足以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不安。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即将整整百年，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
著名学者傅国涌指出，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
相对而言，此时的外部环境空前的安全，就连相邻的百年宿敌日、俄两国都不再觊觎中国现有领土，只能找历史旧账。从经济发展上说，虽然1927年中国财富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英美国，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起步不久，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企业，尤其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领域，在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也站住了脚。相比之下，这30年工商业的发展及带来的变化，尤其在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尽管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等沉重代价，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像不到的。
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想像力。
但中国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人国民活得更好这个角度出发。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
宋教仁1913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人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整个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
辛亥革命，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无论孙中山有多少缺点，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富有概括性。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4强、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完成。民生主义在台湾早就解决了，在大陆最近的30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当然也伴随着大面积的、深入骨髓的腐败。今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民权主义，宋教仁、梁启超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民权主义，袁世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跌倒，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上，孙中山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进展，反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包括“党在国上”、建立党军。
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最大启示，就是在这方面的成功突破。
反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避免走弯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坚定的方式，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制度。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百年没有做完的考卷。
能交给后人、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怎样的一份答卷，不仅取决于掌握着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支配权的那些人，也不仅取决于各个领域有影响的那些人，同样取决于无权无势、无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因为正是数亿这样的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土壤，他们的态度、心理、愿望、要求、声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普通人是可有无的，每个人都是在场者，每个人都不可忽略。
2011年，距离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问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仍陷在百年前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在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之后，民权主义是我们最紧迫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目标。这一年，也许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因为强制拆迁、征地、司法不公、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继续以更剧烈的方式演变，全国各个角落的个案、群体事件将会层不不穷，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日俱增，官场腐败一如既往，上层权争暗斗会继续发酵，行政和司法权力对公民的蔑视和侵害也不会收敛，普通公民对权力的不信任感会持续加深，权力公信力的雪崩过程不会停下来。与此同时，掌握了财富的特权阶层从官员家属到暴发户移民海外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普通公民与掌握权钱的特殊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年不仅不会得到缓解，而且会加深，社会的鸿沟将越来越宽，许多矛盾的积累已像山一样压在这个民族的头上，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之外，几乎都在等待改变，中国需要改变，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呼声。
2011年，中国已在转变的路上，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只不过万众瞩目、期待的一夜突变还没有到来而已。今天，人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变还是不变，变是确定的，中国早已处在变的过程中，需要担心的只是变的方向不要偏离历史的正确轨道，往民权主义的方向变。
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一步的实现当然不可能天上掉下来，除了靠每一个中国人，别无其他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