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迪：教授工作是本良心账 科学时报 □采访：本报记者 刘东峰 郑千里 实习生 王璐 □受访：程正迪 美国Akron大学教授 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 记者：程先生，你在美国获得许多奖励和荣誉，受人崇敬，更令人敬佩的是，你每年 总要抽出许多时间回国讲课，从此看出，你与其他许多学者一样，总是对中国心存一份 真挚的感情。 程正迪：这是一份感情，也是一种责任。虽然中国的整体实力在增强，但中国人太多 了，在中国的西北、西南等地区，现在仍很落后。 给你们讲一件我的亲身经历：1993年的夏秋之交，我和一位国外好友一起到乐山看大 佛。当晚在乐山饭店住下。第二天，我们沿江行走，忽然看到因为船漏，一个四五岁的 小孩子独自一人在拼命地往外舀水。可以说，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天才，将来因为贫苦 而被埋没，我们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件事情对我感触非常深，事情摆在面前，但我 没有办法帮助他。许多年后，当时的情景屡屡出现在我眼前。后来我告诉我的女儿，你 要记住，世界上还有很多和你一样年龄的小孩子，他们还过着很苦的日子。 中国人现在做事很不容易，而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科研花的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钱，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我虽是美国的教授，回来为中国学生讲课，这是尽我 的责任。不是为了名和利，是一种责任，因为我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 记者：记得你曾在母校东华大学讲过，“文章千古事,为官一时荣”，还讲过“人总 要给世界留点什么”。你的思想里似乎在秉承中国教育家的传统美德。 程正迪：可以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我一生中的快乐，可是这只是事情的一半。 我曾对自己的学生讲：“你们一定要超过我，你们不超过我就是我教学的失败，这才是 完整的教育思想。” 中国的教育家必须要有宽广的胸怀。做学问首先是要学会做人。可以说，教授工作是 本良心账。教授究竟是全心全意在教书还是半心半意，他人都无法具体衡量，只有教授 自己的良心知道。教授的最大罪过是误人子弟，有的人招了很多学生却无法精心教导， 有的不专心教学，却一心去赚钱，这都是在误人子弟。 从博士到教授 需要“扒去几层皮” 记者：通过多年的教学，你对中美两国教育与科研的比照，对两国学生在做论文、搞 科研之间的差异深有体悟。在你看来，中国的教育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程正迪：首先应当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普通学生到美国几乎都能获得成功，由此我 认为，中国教育关键在于教师。事实上，现在国内许多高校的老师从国外拿到博士学位 回来，便被学校直接聘为副教授、教授，但“博士”并不意味着是一名好老师。 我在国内一所大学作报告时曾问听讲的学生，你们有谁为老师的新课题做过检索、做 过总结？大多数人举了手，说明有些老师太依赖学生而他们对自己的课题的理解和思考 都不深刻，可想而知，这样的老师怎能教出好的学生来呢？其实，中国学生都很聪明， 关键是综合能力比较差。美国十分强调综合能力，不仅要搞科研，还要能讲出来自己的 思路，表达能力要强。教育要实现培育栋梁之材的目的，需要好的老师的呵护和引导! 记者：那么，从博士到好老师需要怎样的历练？ 程正迪：首先，好的老师应对科学有热忱，应热爱科学，有献身精神。在美国，从博 士到助教、副教授、教授需要多年时间、需要过许多关卡，这一过程会让人扒去几层 皮，而在国内，这一过程似乎过于容易、过于快捷。而一旦当上教授，就远离科研一 线，这样手插在裤兜里不做实验，就不能很好地接触科学，就会减少对科学的感觉。 我的一个来自台湾地区的学生在回去教学时，只能从助教做起，几年后才做到副教 授，直到最近才升为正教授。于是他向我发牢骚，认为自己很“亏”，不过我对他说这 并不亏——这一过程让自己在科研方面打下坚实的底子，是科研人员获得成功的必经阶 段。 现在，中国大陆的许多高校、研究所也出现了上述失误，这对中国的教育危害很大， 所以应及时调整策略，让学成归来的学子顺利转型为好的科研者、好的老师。 记者：也就是说，当前中国高校、研究所不仅要招聘“海归”学者，还要创造一个让 “海归”学者良好发展的环境。 程正迪：有些学者从国外回来后的前两年，发表文章很不错，这是因为他们还是在走 他们导师的路子，但慢慢就走入低谷。事实上，中国目前已经引进了很多这样的人才， 所以要关心他们，对他们的基础知识要不断进行再学习再定位，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研 究领域、目标，逐步走出自己的路子，这太重要了。同时，这些人要敢于自我否定， “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一定要投入一段时间，努力学习知识建立自己的学科方向， 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工作五六年，才有可能成功。 中科院的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曾问我如何建立自己的学科方向。我分析了他的现状， 建议他不要和所内其他人员争，这样会导致互相踩脚、互相掣肘。当时我们几个人连夜 写计划书，写有特色、目光长远且自己能坚持下去做出成果的研究目标。结果，几年过 去了，他所在的研究领域在所内、国内发展迅速，令人瞩目。 所以我建议国内的高校、研究所千万别再重复过去人们所犯的错误，投入时间和力量 培养年轻人，走一条自己的技术之路，在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人。如果眼睛每天只盯着 论文数、影响因子的话，会给年轻人的成长带来不良后果。 记者：在言语之中，你十分强调走自己的路。 程正迪：是的，每个人应找准自己的位置。当然，这一过程很不容易。小到一个科研 项目，大到科研院所，怎么能壮大起来？一定要做别人所不能做的，才能立于不败。就 我们中国来说，也不要总是跟着美国人的思路做研究，美国科研的一些思路和行动现在 证明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以我所在的高分子材料领域为例，只有化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三者的思维互相碰 撞，将他们的聪明才智结合起来才能成功。我们研究出来的一种高分子薄膜可用在上至 飞机、下至液晶显示器上，就是三者结合的结晶。我们很高兴自己的产品能用在人类生 活上。 当然，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并非是在象牙塔里空想，而是要做切合实际的深入思考，目 标应十分明确。如，高分子材料将来如何发展？我会想到，能源、水和环境是人类面临 的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保护环境、开发有机新能源材料、水处理材料的应用都是值得我 们贡献的领域，这需要从科学走向技术，需要建立一个我所研究的材料有什么用、可用 来做什么、如何为人类作贡献的思维体系。 记者：你曾在美国Akron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担任系主任，不过后来你不再当。现在许 多年轻学者是“学而优则仕”，你对这种现象有何看法？ 程正迪：Akron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在全美国高分子学科的排名数一数二，但 要保持这个排名非常不容易。就我来说，科研与做官难以相容。我曾做过4年高分子科学 系主任，于去年卸任，有人推选我做更高的行政职务，我没有当。假如我当了这些行政 职务的话，又哪里有时间做研究？我太太曾这样对我开玩笑说：“你白天做行政工作， 晚上搞科研，我一辈子都见不到你!”我曾对学生讲，最好不要当官，先做好学问。 实际上，科研与做官难以相容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在美国，只要你做官，申请各种 基金便不容易通过，评审专家会产生类似的想法：“你哪里有时间去做研究？” 国内有些人当官是为了权力，把国家的钱弄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上。这种“学而优则 仕”的想法常常危害不少年轻的、正处在上升期的学者，他们正处在全力以赴提高自己 科研能力的时候，却转向做官，到最后很可能是做官、做学问都不成。 大学毕业生只是普通劳动者 记者：在教师的素质要提高的同时，中国的大学生也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不过现在 不少中国大学生在学习、工作中很浮躁，不愿做冷板凳。程先生，你对中国学生有哪些 忠告？ 程正迪：作为大学生，首先要改变观念，给自己定好位。现在的大学生不应再有高人 一等的想法，这是封建旧思想。在当今社会，大学生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劳动者，有什么 事情不能做呢？ 做学生的要多吃苦。记得自己年轻时曾在黑龙江上山下乡，对自己的锻炼很大。现在 的年轻人跳楼的、自杀的似乎越来越多，都因为他们历练太少，没有经过大事，精神很 脆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要学会“花钱买苦吃”，我让自己的女儿下工夫学国画， 参加夏令营，经常做体力劳动。 当然，年轻人应当有年轻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我年轻时的兴趣很广泛，很喜 欢写毛笔字、画国画、拉小提琴。在上海读书时，我是某上海大学生排球队队员，兴趣 多得不得了。现在我愿意和学生们经常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能感受到青春的气息。一 个人如果总是认为下一代不如自己，那就表明自己老了! 记者：据说你对学生衣装细节要求也不放过，你的学生在着装上都很庄重、很得体， 为什么？ 程正迪：我招收学生时要面试，要谈，包括谈怎么做人。做人做不好，做学问同样做 不好。中国有句古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认 为“厚德载物”更重要，也就是说要有道德积累、要奋斗，做有用的好人。 我的学生毕业时，我会送每个人四个字，性格比较严格的送“海纳百川”，静不下来 的送“宁静致远”，不太上进的送“自强不息”。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学做人，学会做人 后再做学问。 同样，对学生的穿戴我也有很高要求，因为穿衣可以看作一种审美。审美与做学问一 样，日常审美层次高，科研的审美层次会同样高。同样，每一个课题可看作一个很完美 的艺术，把课题做完美，就是把课题雕刻得淋漓尽致，这是一个最高境界。我对学生 讲，你的博士论文就是一朵花。 每位中国人都要有危机感 记者：你在美国取得的科研成就令人钦佩，这与你的努力拼搏密切相关。听说你在一 周七天内，早晨8点去实验室，晚上8点才回去。我想，身在异国，你定会有一种危机 感。 程正迪：在美国，你只比对手好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人家是不会用你的，你需要比对 手好百分之二百、三百才行! 其实，我们都应有一种危机感。国内许多高校、研究所的科研队伍有断层。上面是已 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下面是三十多岁，四十岁不到，中间这段没有，那么我们如何到国 际上竞争？科学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产生飞跃。中国因退休年龄的限制，20世纪 80年代出国归来的人现在正挑大梁。在许多留学人员回来后，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就是 扶他们一把，这样年轻人发展得才会比较快。 现在，中国国家实力增长很快，但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步伐还未跟上。更让人担忧的 是，许多研究人员的目标竟然是“捞钱”，没有以科研作为自己的初衷。我们不能总是 这样，要有一种危机感。 记者：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中国国民包括科研、教育人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往往 表现得比较急躁。 程正迪：中国当前的许多现象表明，老百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还不是很成熟，还容易 冲动，这其中有教育的原因，也有其他的原因。中国传统奉行中庸之道，但很容易被极 端所代替。事实上，中庸之道在中国以外华人为主的社会中表现得比中国大陆要明显。 一件事往往不可能是绝对的“白”，也不可能是绝对的“黑”，而更多的可能是灰色 的，所差的只是灰色的程度不同。 因此，我们对任何事情要用两分法、辩证的方法来看。中国学术界的大环境从整体上 来说还比较浮躁。我希望在小环境中，比如在一个学院、一个系甚至在一个课题组里， 能有宁静的学术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