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之一，位于北纬30°47’～32°02’，东经119°55’～121°20’，东邻上海，南接浙江，西依太湖，北枕长江。全市总面积8488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4654平方公里，水面面积3609平方公里，丘陵面积225平方公里。苏州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水源充沛，物产丰富，交通发达。自古以来，就因其秀美的景色和丰富的物产，被誉为“鱼米之乡”、“人间天堂”，经济文化比较发达。

苏州的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先吴文化阶段

大约在10亿年以前，地质史上称之为远古代的“震旦纪”那个时候，苏州这一地区已经成为陆地出现在世界上。[1]当时，这块陆地很小，东边只接近现在的上海、嘉兴、德清一线，西边只到现在的江阴、宜兴、长兴一线。它被称为“江南古陆”，像一只巨大的诺亚方舟，停歇在茫茫的海洋上。大约在2.25亿年前，现在的南京、镇江一片广大的“宁镇山区”，从大海底部缓慢而坚挺地升起，露出水面，与“江南古陆”连成一片。地质史把那个时代称为中生代的“三叠纪”。此后，经过距今一亿八千万年到一亿三千万年的被称之为燕山运动的地壳大变动，江南山水的面貌由此基本定型下来。尽管江南大陆后来还受到喜马拉雅山脉隆起等一些地壳构造运动方面的影响，甚至还经历了一些脉动式的起起伏伏，因而多次引起海水大规模的进进退退，在江南发生了大面积的海侵和海退现象。但是，这些都是枝枝节节的小事，除了使某些高的地方进一步升高，低的地方（如太湖）进一步低陷外，从总体地貌来说，已不再有什么根本性的重大变化了。[2]

距今约二万年左右，人类经历了现在说来的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地球表面的大量流水转化成为冰雪，覆盖在地球北部。海面水位大幅度下降，使海水从苏州、甚至上海以东的广大地区退走，长江河口大约伸至现在岸外二百公里左右，太湖平原和黄海、东海的西部连成一片广阔的陆地。

距今约一万五千年左右，严寒终于过去了，大地气温逐步回升，冰雪消融，流水四溢，海平面重新上升，长江口内缩至现今镇江、扬州一带，海岸线大步后退，长江三角洲平原成为浩渺的水域，现今太湖及其周围地区成为一个宽大的海湾，海水不仅再次爬上了现在的上海滩头，并且还把今天的苏州地区、太湖平原全部淹没，海浪直扑宜兴、溧阳一带的丘陵山麓。苏州郊外的狮子、灵岩、天平、穹窿、海涌诸山以及常熟的虞山（原称海虞山），都拥入洪波之中，成为海中的点点岛屿。

此后，大量的长江入海泥沙在河口地区堆积起来，发育成为南北两大沙咀，南岸沙咀由西北向东南发展，一直伸展到杭州湾，和缓慢发展的杭州湾北岸沙咀连接，形成一条包围太湖地区的长弧形沙带，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把今天的江南水乡、太湖平原和大海隔离开来。沙咀的前锋伸展到今天的太仓和上海的外岗、马桥、漕泾一线，和杭州湾北岸的玉盘山连接，形成了一条高出海面的宽阔沙带。直到现在它仍旧作为当年海陆变迁的见证，静静地躺在嘉定、南翔一线。

考古发现证明，苏州地区很早就有人类的活动。

在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三山岛上，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出土了5000余件石制品，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锥、钻、砍砸器和雕刻器等，还有远古哺乳类动物化石标本6目20种。三山先民依靠狩猎野生动物、捕捞水中动物和采集植物果实等获得食物。

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依山傍水，择高又防旱，近水又防涝。在那里发现了平地起筑的房址6座，墓葬3座及灰坑1座，以及相当数量的陶器。总的面貌是以夹砂红陶、泥质红衣陶为主，器形以釜、罐、豆、钵、盆为主要特征，其中腰沿釜占很大比例。它表明当时的原始先民已经开始由以狩猎采集为主的游民生活向以农业为主、渔猎采集为辅的定居生活发展。

在原属吴县，现隶苏州工业园区的唯亭草鞋山、吴江梅堰、苏州郊外的石湖畔、昆山绰墩山等地，发现了距今五、六千年以前的原始村落的遗迹。在唯亭草鞋山、吴江梅堰古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经过琢磨的玉镯、玉管、玉珠、玉斧、玉璜，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玉器。在草鞋山遗址中出土了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这比印度要早2000年。还发现了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纺织实物和纺织工具、良渚黑陶和数量较多的家畜骨骸。在吴江梅堰发现了初具规模的原始村落，出土了大量的植物种子，经鉴定确认的有粳稻、籼稻、红、甜瓜、芝麻、菱角、葫芦、酸枣等8种。此外，还出土了骨哨和鱼形骨匕，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农田挑水系统，在出土的黑陶器上，还出现了活泼流利的蚕的纹样。在石湖畔的越城遗址，发现了以夹砂陶、泥质红陶为特点的马家浜文化和以灰陶和黑衣陶为主的早期良渚文化。在昆山绰墩山发现的古船遗骸，将中国确凿的造船史上溯了两千多年。绰墩山出土的鸟纹阔把黑皮陶杯和木胎漆杯堪称国宝。其中的黑皮陶杯代表了当时制陶的最高工艺水平，是我国迄今出土的最为精美的良渚陶器，其制作者堪称“世界级工艺美术大师”。而其中的木胎漆杯是目前在苏南一带发现的最为精美的良渚漆器。[3]

它们向我们揭示了一幅先民生活的生动图卷：五、六千年前，原始人就在吴地聚居，他们筑起简陋的草舍，撑着小船来往于江河湖汊之间，他们捕鱼捉虾，种植水稻、桑树，养蚕织布（葛布），制作陶器、漆器、玉器，饲养家畜，用骨哨吹出他们对生活的感受，跨出了生息繁衍的早期历史步伐。他们所创造的发达的古代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阶段，苏州地区迎来了文明时代的曙光。

此时，苏州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石器制造有了明显的改进，不但制作精良，棱脊分明，而且穿孔技术发达。三角形石犁形器的大量出土，表明当时出现了较为普遍的犁耕农业，这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等遗址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水井，这说明吴地先民已经掌握了人工灌溉技术。除了传统的稻谷生产，在苏州周边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花生、毛核桃、酸枣核、葫芦等植物的种子，这说明菜蔬的种植、栽培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

良渚文化时期，苏州的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工艺水平较高。在苏州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竹、草编织物和丝、麻制品，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黑衣陶最具特色，它们普遍采用轮制，器形浑圆、规整，胎壁很薄。这一阶段的遗址中，还发现了数量大、品种多的玉器。这些玉器已经运用了切割、磨制、抛光、雕刻等工艺，其制作技术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墓葬中发现的大型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兵器，这表明墓主是集神权、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的统治者。这种情况与张陵山、草鞋山遗址中发现的人殉现象和一夫多妻现象，标志着良渚文化时期，太湖地区已经出现了剥夺他人劳动成果，拥有妻妾、杀殉奴隶的特权阶层，已经进入到阶级社会中，踏到文明社会的门槛了。

在距今4000年前后，地球回暖，海平面上升，世界进入洪水期。太湖地区的严重水患迫使良渚文化的后人迁徙他乡，相对繁荣的新石器文明遭受严重打击。在其后的一、两千年中，包括苏州在内的江南地区，其发展陷于停顿甚至倒退。这与中原地区的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江南不幸成为中原人眼中的“荆蛮之地”。

2、吴文化时期

苏州地区古代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初步开发和缓慢发展、魏晋至隋唐五代的大规模开发和崛起以及宋元明清（1840年以前）的进一步开发和空前繁荣。其中，东晋时期是苏州古代经济从相对落后状态向全国领先地位迈进的大转折时期，这一转折以唐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为标志，此后，江苏经济一直处于全国前列。

（1） 先秦和秦汉时期苏州的初步发展

商朝晚期，姬姓的周侯国在中原逐渐强大。当时的周太王欲把王位传给聪明贤能的少子季历，再传季历之子昌。因其认为“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4]为成全父亲的心愿，避免龙蛇之争的祸害，其长子泰伯、次子仲雍让国避奔江南，分别定居于无锡梅里（今无锡梅村）和常熟虞山。泰伯与仲雍一方面学习与尊重当地的生产、生活、民风、民俗，他们“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与民同好。另方面，他们把黄河流域先进的科学文化和先进经验，传授给当地的百姓，使江南一带逐渐发达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吴地的开化。泰伯也因之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爱戴与尊敬，大家拥立他做了国王，建立了一个号称“句吴”的蛮夷小国，是为吴国之始。《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泰伯死后，仲雍继立，传至曾孙周章时，武王克殷，建立周朝，封他为吴君，建吴国，以后代代相传。

春秋初期，吴国与中原联系较少，先秦的史籍中着墨不多。但可以看出，吴国已经逐渐强大起来。春秋初期齐桓公称霸时，居然出现“吴越不朝”的现象，楚庄王在并吞了东方诸国以后，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盟吴、越而还”，就是明证。

公元前585年，寿梦成为十九世吴王。他注意加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曾专程前往中原朝见周天子，并多次与中原诸侯会盟，如公元前568年的善道之会和戚之盟、公元前563年的（木字旁加一个且字）之会等，这些活动，扩大了吴国的影响，促进了吴国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了吴国的开发。寿梦还学习晋国的御车、布阵方法，与晋国结盟，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左传》中说：从寿梦二年开始，“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楚大夫）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二十世吴王诸樊在位时，作出了一个对苏州有重大影响的举动，这就是“南徙吴”，将都城向南迁徙至吴地。

公元前514，第二十四世吴王阖闾为改变吴国地处僻远，“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的现象，接受伍子胥的建议，修建了规模宏大、气势宏伟的阖闾大城。史籍称吴大城周四十七里有余。[5]在此后的2500多年中，苏州城虽历经沧桑，但其位置基本没有改变。这种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根据统计，在我国与苏州同期建立的140多座古城，至今幸存的只有6座，而苏州是惟一在原址上没有变迁的城市，被称为城市中的“活化石”。也正因为如此，著名学者顾颉刚断言：“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6]在全国99个历史文化名城中，苏州也是国务院唯一要求全面保护的古城。

建城以后，苏州逐渐成为太湖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吴地堪称世界稻作文化的发源地，其种稻的历史比印度要早2000年。春秋时期，吴地的稻作文化趋于成熟。吴王阖闾当政以后，积极推行伍子胥提出的“实仓廪”的主张，鼓励开垦荒地，重视兴修水利，使吴地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史书中就有“民饱军勇”、“仓廪以具”的记载。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夫差曾一次借给越国稻谷“万石”，可见当时吴地的水稻生产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吴地地处水乡泽国，渔业资源得天独厚，吴人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人工养鱼的方法。《吴郡志》载：“鱼城在越来溪西，吴王游姑苏，筑此城以养鱼。”

苏州丝织生产历史悠久，是中国养蚕、缫丝、织绸的发源地之一。《史记》、《吕氏春秋》和《吴郡志》均记载了吴王僚九年（公元前518年），吴、楚两国因边境女子争桑而引发一场战争的情况。由是观之，当时蚕桑业已经成为吴国比较重要的经济产业。

春秋时期，吴国的船舶制作技术水平较高，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国都姑苏城附近就有许多造船工厂，能制造楼船、戈船、桥船、方舟等各种类型的船只。据《左传》记载，吴国徐承曾带领舟师远航千里，自海入齐相攻。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支海军。船坚速猛、威名远扬的吴国水军，为吴国攻齐、伐楚、战越，夺取春秋霸业出力甚多。

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的民风好用剑，尚武、强悍。名列中国春秋时期三大刺客的专诸、要离，就来自吴地。吴王重视精良的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工匠精制武器，并赏以重金。于是，吴国工匠潜心铸造钩剑以献，其冶炼技术名闻遐迩。吴地生产的兵器，被称为“吴戈”、“吴钩”，吴地生产的盔甲被称为“吴甲”，后世将宝剑称为“吴干”。《战国策》谓“吴干之剑”“金试则截盘匜”，《越绝书》则称吴地生产的“巨阙”能“穿铜釜，绝铁（金字旁加一个历史的历）”。天下良剑“干将”和“莫邪”，也是这一时期的杰作。据文献记载，干将、莫邪剑上分别出现了只有钢才会有的花纹“龟纹”（如乌龟壳上的花纹）和“漫理”（水波一般的花纹），专家据此推断其材料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钢。史载鲁国季孙访问吴国看到莫邪剑后，即预言“剑成而吴霸”。[7]

吴地的商业在春秋时期也有较好的表现。吴国设有负责管理和规范市场行为的机构。作为商业交换的媒介，货币在吴国也已经出现。《吴越春秋》中多次提到“赏百金”、“送上金百镒”等，说明黄金作为货币在吴地的广泛使用。此外，海贝、帛、玉也有作为货币在吴地使用的记载。

春秋晚期，吴国在生产力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成为政治、军事上的强国。吴国将士英勇善战，以其“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赫赫军威和骄人战绩名扬天下，吴王夫差（一说为阖闾）还成为春秋霸主之一。

公元前473年，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国国王勾践最终打败刚愎自用的夫差，占领苏州，吴国灭亡。

公元前334年，越国为楚国所灭，吴地并入楚国版图。封于吴地的春申君，重视水利开发，发展水运事业，对促进吴地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汉吴王刘濞（？～前154）在大力进行水利建设的同时，利用吴国优越的地理条件，“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绕”[8]，使吴国成为汉楚七国中经济力量最强大的诸侯国，《汉书．食货志》中有“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及“吴、邓钱布天下”之说。枚乘也称“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至西汉武帝时（前140～前87），拥有盐、铜之饶、三江五湖之利的苏州，已是“江东一都会”[9]，成为东南的政治、经济中心。

三国时期，孙吴重视发展经济。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权曾颁布诏书，鼓励农桑。通过大肆掠夺或吸引曹魏人口以及用暴力强迫山越人出山的途径增加劳动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孙吴还通过奉邑制、屯田制、世袭领兵制等，让南北世家大族出身的将领驱使士卒耕种国有土地。与此同时，世家大族也役使自家的宗族、佃客与奴婢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大面积的土地开发，吴地的农业生产水平与黄河流域的差距大为缩小，出现了“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10]、“其野丰，其民练，共财丰，其器利”[11]的富庶景象。但是，与“沃野千里”、“颇有蚕桑之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苏州的农业主要还是采用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生产力水平较低。[12]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的那样，苏州虽然“不待贾而足”，“无饥馑之患”，“无冻饿之人”，但“地广人稀”，“无积聚而多贫”，“无千金之家”。

三国时，吴地的蚕桑生产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并在吴地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三国志．吴志》记载，赤乌三年（240年）春正月，孙权曾颁布“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的诏令。丝织业也逐步发展起来，政府还建立了专门为统治集团生产丝织品的官营织造工场——织络。刺绣工艺也已经在此基础上出现，并得到初步的发展。《三国志．吴书．华核传》有“妇人为绮靡之饰”，“绣文黼黻，转相仿致”之说。王嘉《拾遗记》谓，吴主赵夫人所作之刺绣可以“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时人谓之‘针绝’”。这说明吴地的刺绣已具相当水平。据传，孙权还曾经派人到日本传授吴地衣织和缝纫技术，日本的“和服”便以孙武传入的丝织物制成，故又称“吴服”。除了日本之外，吴地的丝绸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罗马。

瓷器制造是孙吴时期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考古发现的窑址、窑具和生产的成品看，苏州青瓷的烧制已成专业，其规模和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苏州的造船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发展。政府专门设置了负责造船的官吏——典船都尉，并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水师。大的船上下五层，长达二十余丈，可载人数百，载货万斛，而且造型美观，装饰华丽。舟船的精良，加上良好的航海技术，吴国的船只能够出海远航台湾、辽东、日本、高丽等地。这也是在隋唐以前，“吴”成为日本称呼中国代名词的原因。

（2） 魏晋至隋唐五代苏州的飞速发展

秦汉以前，吴地经济的规模和效益均落后于中原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吴地经济从相对落后状态迅速向全国领先地位迈进的大转折时期，而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则是形成这一转折的历史契机。

西晋末年，爆发了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内乱未息，内迁的少数民族军事贵族又起兵反晋，中原陷入长时间的战乱之中。北方士族、人民为躲避战乱，纷纷逃离故乡，向南迁徙，形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间长达160余年，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移民浪潮。

北方移民的大量南移，增加了吴地的劳动力，带来了中原的财货、先进的文化与技术，大大加快了苏州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南迁移民与当地百姓一起，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火耕水耨”的原始耕垦方式为精耕细作。东晋、南朝期间，江南的农业科技有了新的进步，曲辕犁、耙、耖、耥、龙骨车等农具的出现和普及，稻麦两熟制的推广，使吴地的农业生产实现了由粗放型向精耕型的转变。《陈书．宣帝纪》用“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来描写吴地的农田景象，这反映了当时农田耕种水平的精细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此相联系，农田的产量也有了较大的增加，以致动辄以千斛作买卖。吴地的农业生产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齐人沈约描述当时吴地的情况时说：“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13]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进步。吴地传统的手工业继续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吴地蚕桑发达，丝织精制，到晋朝，吴地的丝绸已列为贡品。吴地的蚕桑还成为当时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南朝时陶弘景发明了灌钢技术，用这种技术练成的优质钢铁在工具中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工具的性能。吴地造船业发达，六朝政府手中都有一支强大的水师，大的战船上下五层可载数百人。货运船只的载货量可达2万斛。吴地的船只经常远涉江海，驶达日本、台湾、高丽等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的制瓷业迅速崛起，生产的青瓷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代表。

六朝时期，吴地的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吴地商业的中心之一，苏州在南朝时已成为“珍异所聚”、“商贾并凑”之处，是盐、铜、粮食、丝绸等商品的集散地。在城市商业活跃的同时，农村商业也有所发展，草市已在东吴大地萌芽、生根。吴地与越南、柬埔寨、日本、高丽、百济等海外地区的商业往来史不绝书。

至隋唐五代时期，吴地的土地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屡遭天灾人祸的黄河流域相比，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到长江流域。

吴地经济的发展与江南运河的开通有密切关系。江南运河奠基于春秋晚期，至隋炀帝时正式修通南北大运河。它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之江）四个水系，极大地方便了南北交流，也使苏州成为东南沿海沟通内外的水陆交通要冲。在全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南移的过程中，苏州日渐成为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一个中心。海船通过沪渎、松江可以直达苏州城下。六次航海东渡赴日的鉴真和尚，最后一次就是在今天张家港鹿苑镇的黄泗浦搭乘日本遣唐使的海船，成功地东渡赴日的。

至唐代中叶，苏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14]，已超过由“富庶甲天下”之称的扬州，成为仅次于国都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据元和（806～820）年间所撰《元和郡县志》载，苏州的户数迅速由唐初的1.1万多户发展到“开元（713～741）户六万八千（零）九十三。元和户十万零八百（零）八”。经济日益发达繁荣，成为中央政府赋税的主要来源之地。白居易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称：“况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并数不少，税额至多。”[15]所辖7县岁贡105万贯，占两浙十三州岁贡的1／6，超出两浙各州平均数的一倍[16]。大历十三年（778），由“望”升“雄”，是唐代江南唯一升为“雄”州的州郡[17]。

（3） 宋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苏州的进一步发展

由五代及于宋，太湖流域战乱较少，地方官员重视水利建设，苏州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区域。

宋代苏州境内的农业发展明显加快，具体表现在：第一，水利建设成效明显。宋代范仲淹开始大规模治理太湖水患，他主持开浚了吴淞江，以及常熟、昆山之间的茜泾、下张、七丫、白茆和浒浦五河，并在沿江诸浦设置闸门，用以拒沙挡潮，排泄积潦，为数州之利。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邱与权主持修筑昆山塘，使苏州和昆山一带的积水得以排除，苏州一带因此“四郊无旷土，高下悉为田”。[18]叶清臣请疏盘龙汇、沪渎港入于海。北宋水利专家郏亶（jiadan）赞曰：“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大于苏州”。第二，土地开发向纵深推进。经过三国至隋唐五代数百年的开发，至宋代，苏州境内的平原大多已经成为良田沃野。在这种背景下，宋代苏州人民对土地开发的目光开始转向弥漫广阔的水域和丘陵山地，进行了与水争地、与山争地的伟大斗争。一是圩田。圩田水利的开发，是吴地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成就。圩田的开发，起于唐代，经五代至宋，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稳产高产的良田。范仲淹在《条陈实施》中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百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河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河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据宋代郏亶的调查，苏州一地即有圩田塘浦水利二百六十多处。二是葑田。在江湖水面上，“菱蒲所积，岁久根为草水冲荡，不复与土相著，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在其上“施种耕凿，人居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19]三是山地。即在丘陵山地缓坡开辟的梯田。第三，改进生产工具，实行集约经营。宋代在吴地广泛使用的曲辕犁是当时最先进的耕田工具，水轮的发明与运用进一步增强了抗御旱灾的能力。对农地实行精耕细作，并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技术与经验，因此，吴地农田的产量既高又稳，“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20]成为“国之仓庾”。范仲淹《政府奏议》称，东南每岁上供600万石米，苏州“一州之田，中捻之岁，出米700余万石”。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苏州的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当时已经有100余种手工业行业，并出现了按行业性质布局生产的专业坊巷，如醋库巷、石匠巷、乐鼓巷、砖巷、绣线巷、幛子巷、金银巷等。宋代的苏州是全国丝织品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两浙路生产的罗、绢、绸、丝棉等产品的产量均占全国首位，还设有数百台织机和数千工匠的织锦院。在产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大为提高。已由唐代的“粗而厚”，变成宋代的“细而薄”。[21]1956年发现的建隆二年（961年）保护经卷的丝织物“经袱”和“经帙”，虽历经千余年，仍可辨出黄、绿、紫等不同色泽的绫、绢和锦，印有淡黄色的圆形花纹、金黄色的黑色花纹和拉毛花纹。宋代苏州金银制作业成就非凡。崇宁元年（1102年），宋王朝还在苏州设“造作局”，专门制造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裱糊、雕刻等物，每天役使能工巧匠不下数千人。1978年在苏州瑞光塔中发现的珍珠舍利宝幢，制作于大中祥符年间，它制作精细，设计巧妙，综合了描金、漆雕、木雕、金银细作和珠宝镶嵌等各种工艺，是一件稀世珍宝，反映了古代苏州艺人精湛的手工业水平。（它通高122.6厘米，上饰银丝如意，描金牡丹，宝相花和海棠花嵌宝图案漆雕，木雕天王神像，金银丝编织的飞龙走狮，串珠嵌宝的飞檐、翘角、华盖等。）

苏州的建筑业不仅吸收了我国古代建筑的精华，还独创了吴地建筑风格。当今苏州留有大量宋朝时期的建筑杰作。如云岩寺塔、瑞光塔、常熟方塔、沧浪亭等。号称“江南第一古塔”的云岩寺塔是八角形楼阁式塔中现存年代最早、规模宏大而结构精巧的实物，作为中国著名的斜塔，较意大利比萨斜塔要早一百多年。名列苏州四大园林之一的沧浪亭，是苏州历史最悠久的古典园林，全园布局自然和谐，堪称构思巧妙、手法得宜的佳作，是写意山水园的范例。

宋代，苏州的商业十分发达。时称平江的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吴郡图经续记》载曰：“舟航往来，北自京国，南达海徼，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商业市场的分工日趋细致，除了大市、西市、东市等综合市场外，还出现了谷市、鱼行、丝行、果子行、药市等专门市场。各地的丝绸、瓷器和农副产品汇集到苏州，通过浏河远销到日本和南洋诸国；日本的家具、漆器，朝鲜的折扇，南洋的玳瑁、珠宝业涌进苏州市场。北宋时期，苏州每年上交的商税高达5万贯以上。保存至今的宋代苏州平面地图《平江图》，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地图，历史地记载了苏州昔日的繁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宋代苏州的城市机能开始发生变化，由传统的政治中心朝着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转变。苏州有大量的稻米输出，出现了以“树桑”为“常产”，以“蚕办生事”的专业生产者。苏舜钦在《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中称太湖洞庭“地占三乡，户率三千，环四十里，……皆以树桑栀甘油为常产。”洞庭桔子、甘蔗的生产也已经专业化。苏州商业的兴盛还表现在草市的增加与市镇的初步发展。在苏州的津渡港口存在相当多的草市，一些草市甚至还有夜市。草市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变成固定的交易场所，发展成为市镇。南宋时，苏州有11个市镇，并具有较好的商业功能。如吴江平望“两岸邸肆间列”，已成为客商重要的贸易中转口岸和经营场所。

宋时，苏州七县以全国1％的田亩，承担了全国11％的赋税和1/4以上的军粮、俸禄。“苏杭百字繁度，地上天宫”、“苏常（州）熟，天下足”[22]等广为人知，后转化为盛传于世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名句。

1275年，元军占领平江府，由于执行了“凡城池悉命夷湮”的政策，苏州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元朝政局稳定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凭藉其雄厚的基础，苏州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富庶的江浙行省一直是元朝海运粮的主要源地。海舟巨舰可以直抵苏城，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刘家港，已经成为江南漕粮北输元大都的转运基地和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以“六国码头”载誉史册。至正二年（1342年）朝廷还在今太仓境内设立了市舶分司，专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苏州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政府还在苏州设立了专门的染织机构——织染局。由于丝织业的兴盛，从事丝织业的同行还在玄妙观建立了行会组织——吴君机业公所，以便协调和管理。苏州的丝织品以其品种多、质量高而闻名。方志中说：“纱有数等，暗化为贵。……他处少传其法，惟平江机工能之”，“巾纱，吴郡漆者最佳”。[23]正因为如此，元代输出海外的丝织品统称为“苏杭色缎”。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对苏州印象深刻，他在游记中写道：“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方圆有三十二里。居民生产大量的生死制成的绸缎，不仅供自己消费，使人人都穿上绸缎，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这里商业和工艺十分繁荣兴盛”。[24]城西北的阊门一带，因其近傍运河，交通便捷，成为“附郭通舟，商旅辐集”商业中心，成为“规利者之所必争”之处。

从明代到清代鸦片战争前，苏州封建经济空前发展，到达封建经济的巅峰，并开始孕育资本主义萌芽，苏州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农业上由于兴修水利、改进农具和耕作制度，粮食亩产较宋代有较大提高。作为全国财富之区，苏州赋税很重。苏州府垦田数不到全国的1/88，而税粮之征却占全国的1/10左右。明代苏州引进和推广了不少农作物，经济作物有很大发展，如明后期棉花几乎占了太仓、常熟十分之六七的耕地面积。这促进了门类众多的家庭副业生产，从而也促进了农村集市贸易的兴旺和小城镇的兴起。明代苏州工商业的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作为江南丝织业的中心，苏州丝织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出现了由人工操作的脚踏南北两式缫车，以及能织出复杂纹饰和图案的提花机，仅织机就有绫、绢、纱、罗、稠、布6种之多，所产丝织品，“巧变百出，花色日新”，仅罗就有花罗、素罗、河西罗、秋罗等。据载，苏州城“东北半城，万户机声”，“日出万绸，衣被天下”。（明代初年起，政府还在苏州设立了官营织造局）棉纺织加工业也是苏州的特色行业。明代，苏州所属的常熟、太仓等地是著名的植棉区，居民大多以纺纱织布为业。刺绣、雕刻等各类工艺美术品和棉纺织、造船、造纸、酿酒等手工业，行业之多、技艺之精，声誉之隆，皆名列全国前茅。宋应星《天工开物》谓：“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赞曰：“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服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5－1433），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就是从太仓的刘河港出发的。他们熟练地运用航海天文学，足迹遍及东南亚、印度洋、红海和非洲的30多个国家。一些研究者认为，他也是美洲大陆的发现者。[25]桃花坞木刻年画，与山东潍坊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并称为南北三大民间年画流派。不仅扬州、南通、上海的年画直接受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影响而产生、成长，即使浙江、山东等地的年画艺术，也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它的优点而得以丰富和提高。桃花坞木刻年画还远渡重洋，传入日本，给日本的“浮世绘”以相当的影响。

苏州内外贸易发展迅速，是全国重要的贸易基地之一。闽广外洋的果糖番货，由海道经吴淞江抵于娄门、葑门，再转由运河、长江分流去北方、内陆、川鄂。内地的北货和江南的丝绸、百货、手工制作奇巧各物，汇集于此，舶海南去，甚或远载去朝鲜、日本、交趾、南洋。自阊门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苏州还是全国最大的米市，边远地区于此采购粮米，每年都以百万石计，枫桥米市的斗斛，被公认作计量标准而称“枫斛”。

自明中叶以后，苏州日趋兴盛。明人王锜载曰：“吴中素号繁华……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张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之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城内民居鳞次栉比，寺观庙宇林立，亭台楼阁密布，行人车马往来，）一派繁华景象。（文人雅氏、富裕之家游山玩水，狎妓逐欢，追求豪华的生活，沉湎于歌舞升平之中。）成为“商贩之所走集，财货之所辐辏，游手游氏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的天下一大都会，并成为国际十大城市之一。唐寅《阊门即事》中“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之语，即是15世纪时苏州五方杂处、市曹繁荣的写照。各地商贾在此建立会馆，以联络乡谊和居停经商；见之于现存明清碑刻的会馆，计有28个。如三山会馆碑载闽籍在苏商号有110家，全晋会馆碑载有晋籍银钱业户81家，东齐会馆碑载有登、莱籍商号290家；盛产丝、绸的浙人，也建有钱江会馆。为官绅商贾服务的茶馆酒楼、客舍市肆，比比皆是。

苏州商业的兴盛，是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分不开的，苏州倚湖枕江控海，又得大运河之便利，是南北往来的水陆交通要道。明代为科举应考人士和商人编写的《士商要览》一书中，列出全国水路行程图100条路线，其中有6条以苏州为起点，还有一些是以苏州为必经之途的，这是苏州成为商品货物集散地的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苏州境内的市镇发展也很迅速，到明中叶，已增加到64个。吴江的震泽镇，元时为一小村落，居民不过几十家。明成化中增至三四百家，至弘治（1488－1505年）、嘉靖（1522－1566年）已有千余家。盛泽镇原为青草滩一荒地，弘治年间也不过是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嘉靖起始成市集，居民增至上百家，以绫绸为业。到明末已成为拥有五万人口的大镇。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明朝中后期，在苏州丝织业中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苏州，有不少以织绸为业的“机户”。富有的机户拥有大量的资金和几十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机工数十人进行生产。机工计时领取工资，维持贫困的生活。这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机房”，实际上就是手工工场。在手工工场里，机户占有生产资料，剥削机工的剩余劳动，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出卖劳动力，是早期的雇佣工人。它们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到了清朝乾隆、嘉庆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新的发展，各机户都有相对固定的机匠，机户与机匠之间的雇佣关系进一步加强，并从丝织业发展到棉纺织加工、印刷等行业，从苏州城扩大到苏州的市镇和其他地区。一些大商人开设的“帐房”，则比机户规模更大，控制力更强，他们拥有大量的资本、原料和织机，将原料、工具分给小机户进行生产，小机户织成绸缎，再送归帐房批售，并从帐房领取工资。在这里，账房已成为切断了生产者和市场的联系，控制原材料和市场，控制生产的大包买商。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当时仍然在全国占主导地位，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处于萌芽状态，发展比较缓慢。

清代，吴地经济发展较快，稻米产量有较大的提高，一直是朝廷的赋税重地。曾经两次仁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就曾说过：“天下漕赋四百万，吴居其半，京师官糈军饷皆取给焉”。[26]经济作物品种与单产也在增加。重要的经济作物除传统的棉花、桑树、茶树外，还有蓝靛、烟草、甘蔗等。蔬菜、瓜果、油料作物和花卉种植业的发展也较普遍。

清代，统治者对民间手工业的种种限制有所放宽，手工业者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手工业生产发展的环境较好。苏州府盛产棉花、丝绸，棉纺织业、丝织业十分发达。乾隆时（1736－1795年），苏州城东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丝织业。有的自有织机，全家织造，有的则雇工织造。全城纺机不少于一万张，丝织业的分工更加细密，仅花素机业的有关辅助行业就分成结综掏泛、捶丝、牵经接头、上花等。入清以后，苏州取代松江，成为江南地区的棉布加工与中心。苏州棉布染色业极为发达，分工极细。仅染坊就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之分，有染坊300到400家。据浙江总督李卫统计，乾隆年间，苏州有对布匹进行踹砑加工的踹坊450家，计有踹匠10900人。在传统手工业继续发展的同时，吴地的能工巧匠还大量仿制西方传入的眼镜，使吴中成为全国光学手工业的中心、全国眼镜业的主要集散地。虎丘一带还生产万花筒、西洋镜与幻灯等光学玩具。

清代，苏州的商业在鸦片战争之前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势头。特别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以后，苏州内外通商百年间达到了鼎盛阶段。乾隆《吴县志》卷8载曰：“吴为东南一大都会，当四达之冲，闽山洋贾，燕齐楚秦晋百货之所聚”。近郊浒墅关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27]商业的繁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商品流通的扩大。苏州既是外地输入东南地区商品粮的周转、调剂中心，又是长江三角洲丝、棉等手工业品的主要集散地。苏州府所属地在清嘉庆年间每年消耗商品粮数百万石，这些粮食均来自外地。苏州的棉布在国内拥有广阔的市场，史称“常（熟）昭（文）两邑，岁产布匹，计值五百万贯。通商贩鬻，北至淮扬，及于山东，南至浙江，及于福建”，同时，在国际市场也很受欢迎。苏州的丝织品行销海内外，有“江绸贡缎甲天下”之誉。第二，商业活动的活跃，经商人员增多。一些农民农忙时种田，平时则通过买卖谋生，不少地主、官僚和高利贷者也把财富投向流通领域，还出现了一批包买主和专门推销商品的商贩，商业资本活跃在产地初级市场和商货集散中心。至鸦片战争前，苏州共有11家帐房。他们不仅供自己拥有丝织设备，雇工织作，而且还把丝织原料预付给丝织业中的机户，待其制成后给付工钱。康熙年间，苏州城有布店76家，苏绣商店108家，经营丝绸的店铺则更多。[28]在元和县唯亭镇、嘉定县外冈镇等农村集镇，都有苏州布号商人设立布庄，收购布匹运回苏州销售。相距较远的松江府也有不少布匹交易被吸引到苏州，有数十家布商采取“布店在松，发卖在苏”的经营方式。[29]第三，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清政府的恤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而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成为其社会地位提升的坚实基础。甚至出现了“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的情况。商人还建立了不少会馆、公所。鸦片战争以前，苏州有70－80所会馆，53所公所。它们对内仲裁同业纠纷，避免竞争，监督度量衡，办理善举，对外则保护本地、本业、本帮利益，与其他行帮进行竞争。清徐扬所画的《姑苏繁华图》，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苏州西部虎丘、山塘、阊门及木渎等处的市场情景，展现了乾隆年间苏州商业的繁荣情况。

商业的发达，使原来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更加繁荣，城市市场的内部结构更为严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称苏州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名噪中外的苏州园林，也在此时趋于成熟。名园佳构，各擅其胜。最多时有270多处，有“城里半园亭”之说。

与此同时，农村以集市为基本形式的初级市场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由此带动了一批专业性市镇的出现。元和县的唯亭镇、镇洋县的鹤王市为著名的棉织市镇，苏州府的震泽、盛泽、太仓州的广福镇是丝织重镇，此外，枫桥的米市、太仓州石岗门镇的竹木业、吴江（广字头加下面一个屯字）村市的冶炼铸铁业也十分发达。专业化市镇的出现，是苏州农村经济商品化、专业化的产物，是市镇内部生产、交换发展的结果。鸦片战争前苏州市镇的发展，为鸦片战争后苏州经济的近代化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苏州经济与社会发展不仅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在西方殖民侵略者的心目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人林德赛在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称苏州是“这个帝国（指中国——摘者注）最富有、奢华的最大商业城市之一”，认为“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如能获准在此自由贸易，所获利益将难以估量。”[30]

（4） 苏州古代的科学文化

苏州古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为苏州文化的持续繁荣奠定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吴地“尚文重教”的文化精神（《吴文化读本》第22页）则使苏州古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地理、哲学、经济学、考据学、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人才辈出，灿若星辰。

春秋时期，吴国天文历法已采用二十八宿体系，并将其与春、夏、秋、冬四季相配合的四陆或四象，分别叫做东官青龙、北官玄武（蛇和龟）、西官白虎和南官朱雀。诸子百家对吴地的影响也非常大。吴国杰出的军事家孙武，著有享誉世界的不朽军事名著《孙子兵法》，至今仍为世界军事、工商、管理等各界人士所推崇。春秋晚期，吴国还出现了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书法艺术——鸟篆。它字体工整，在笔划上或饰以圆点，作波折状，或在应有的笔划之外饰以鸟形。

两汉时期，吴地文风渐兴，“郡中争励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31]，吴地文化的发展呈现加速的趋势。出现了刘向、严助等著名的辞赋大家。刘向所著《别录》，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对后世影响极大。

东晋以后，吴地发达的经济和安定的社会秩序，不仅为吴人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外地士大夫、文人骚客寓居于此。这一时期，也是佛教、道教在江南得到广泛传播的时期。文化地理学者卢云先生认为，此时吴地已成为全国士人最密集、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了。[32]

到了南朝，关于吴地士子“少好学”、“笃学业、博涉群书”、“博学善属文”等的记载不绝于书，以吴地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经学已经成为传统学术的主流，以致北方经学为其所并，且“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33]

唐宋以后，吴地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在唐代，有著名诗人顾况、张藉、陆龟蒙、皮日休，著名学者陆德明、陆象先，书法名家陆柬之、孙过庭、张旭，塑圣杨惠之，画家张璪。在宋代，有两代名相范仲淹、范成大，爱国词人叶梦得，著名科学家沈括。以吴地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不仅是全国的经济重心，还是全国的文化重心之所在。正如徐有贞所言，苏州“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34]

明中叶以后，在前期物质积累和文化孕育的基础上，吴文化厚积薄发，各种文化门类空前繁荣，无论在天文、地理、医药、农学、建筑、经学、史学、经济、科技、文学、戏曲、美术等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号称“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才子”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现实主义剧作家李玉，散文家归有光、张溥，“山中宰相无双，海内文章第一”的王鏊，主持修建北京故宫的杰出工匠蒯祥，“一代宗师”顾炎武、俞樾，两代帝师翁同龢，著名史学家毕沅，天文学家王锡阐，机械制造专家薄珏，光学家孙云球，温病学派创始人叶天士等灿若星辰。这一时期，是吴文化发育最繁荣、最成熟、最完备、最能代表吴文化特色的时期，并且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学者甚至称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苏州时代”[35]。

明清时期，也是苏州状元最多的时期。其中清代苏州一府所出的状元数竟是位列全国省级第二的浙江和位居全国第四的山东两省之和，占清朝全国状元总数的22.81％。流传着“江苏几得一半，苏州一府几得一半之半”的美谈。苏州状元还呈现出会元、状元连捷多，状元蝉联多，父子状元、叔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