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行书杜甫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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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１５５５～１６３６），字玄宰，号思白、思翁、香光居士等，松江华亭人。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登进士，历任翰林编修、侍读学士等，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崇祯朝加太子太保，南明福王时谥文敏，故后世也称他“董宗伯（礼部官员的古称）”、“董文敏”。董其昌天才俊逸，又好禅学，引之入书画理论并用以指导创作，在画上创南北宗之说，极力标举南派，是文人画的健将。书法当时即享重名。《明史·文苑传》载：“其昌书……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董其昌的章法，采用与徐渭恰恰相反的方式：字、行皆空阔疏朗。这也许是得到了杨凝式《韭花帖》的启发，但更重要的是与他在笔法、墨法、字法上形成了统一的体系，能够很好地产生“淡”、“生”的审美效果，因此毋宁说主要还是出自他自己的匠心。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章法从视觉冲击力的角度说，似乎不如徐渭和后面将要提到的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和王铎的方式突出，但疏朗的背景与生动简捷的图像之间构成一种呼应，仍然是长轴大幅形式安排的一种良好的方式。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
宫草微微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
云近蓬莱常好色，雪残鳷鹊亦多时。
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

紫宸殿退朝口号

户外昭容紫袖垂， 双瞻御座引朝仪。
香飘合殿春风转， 花覆千宫淑景移。
昼漏稀闻高阁报， 天颜有喜近臣知。
宫中每出归东省， 会送夔龙集凤池。

和贾舍人早朝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至日遣兴奉寄两院故人

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
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
玉几由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
孤城此日堪肠断，愁对寒云雪满山。

董其昌行草书卷：罗汉赞、初祖赞、送僧游五台、送僧之牛山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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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草书卷》，纸本，纵31厘米，横479.5厘米，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包括：《罗汉赞》二首、《初祖赞》、《送僧游五台》、《送僧之牛山鸡足》。一如董氏清秀平和的书风，前半部分行中带草，结体森然，运笔精到，不争不躁，布局闲适，自然天成。与《菩萨藏经后序》相较，折笔较多，显得更挺拔硬朗。后半部分草书，运笔飞动流畅，挥洒自如，如龙蛇云物。然而，又不颠不狂，始终保持正锋，不失圆劲之妙。

董其昌的行书最能体现他艺术观念的独特性，学习上可谓遍临百家，尤其得力于《阁帖》、王羲之和李北海，但他的学习方法非常独到，他自己说：“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道存也。”又说：“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技俩，直欲脱云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空虚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得此窍耳。”（《画禅室随笔》）这种学习方法，不拘泥于形貌，而注重精神意蕴的领悟熔铸，使他能够“化古为我”，始终依据自己的性情、趣味来吸收古人的精华，最终融合为一体。他以“淡”、“生”两字统摄自己的技巧：笔锋出入似全不着力，随手点染而灵动活泼；行笔重提笔拢锋，故虽不重视中、侧之分，而皆能力到笔端，清秀而不乏筋骨；用墨以淡见长，又喜用绢，故墨色虚和，飘渺通透；结构微拔右肩，字势端正、不求外放，但不为格辙所缚，自有摇曳之姿，确能实现他“率意”、“因生得秀色”的审美理想。前人谓其“精益八法，不择纸笔辄书，书辄如意。大都以有意成风，以无意取态，天真烂漫，而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书林藻鉴》引何三畏语）

董其昌书法作品《濬路马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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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濬路马湖记》,纸本，行书，29.3×607.5cm，132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该帖是董其昌所写的一碑记。款署：董其昌撰并书。魏应嘉篆额。徐标建。有沈荃题跋。“王鸿绪印”、“安仪周家珍藏”及“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藏印。为王鸿绪、安岐、张若霭、清内府旧藏。

《濬路马湖记》 布局疏朗匀称，是董其昌晚年之作，所谓“渐老渐熟，反归平淡”，寓生秀于扑茂苍拙，自然洒落。董其昌自评曰：“余书与赵文敏较，各有长短。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轮一筹”（《容台集》）言中表白其艺术上的追求。清人包世臣云：“华亭受錄于季海（徐浩），参证以北海（李邕）、襄阳（米芾），晚皈平原（顾真卿）而亲近于柳（公权）、杨（凝式）两少师，故其书能于姿致中出古澹，为书家中扑学。”董临古人各家书，面貌雷同，但善于摄取古人用笔和字形结体的巧妙，融和变化成为自己的面貌而免于“奴书”，冲破明朝一代刻意摹帖选古的篱藩，以灵脱挥洒的笔意见世，推陈出新，使人心眼为之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