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商帮?家国：两淮盐商兴盛的组织模式

张圣刚专栏 之 家族企业的明清两淮盐商样本 1

从兴盛到衰败，明清两淮盐商展示了家族企业的一段时代群体样本。

两淮盐商作为活跃于明中叶至晚清时期的一个特殊商人群体，曾以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影响力在近500年的漫长时间内傲视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商人。据粗略统计，仅乾隆在位的60年里，两淮盐商经营的总金额即达到9亿两白银；而清朝每年的全部税赋收入不过在一两千万左右。盐商的“富可敌国”不禁令乾隆皇帝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喟。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就了两淮盐商的煊赫？食盐专卖制度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现象。因为，在外部条件相对稳定的大背景下，两淮盐商却始终处于分化、赶超、替代的变迁之中——很少有盐商能够保持三五代人或百年以上的繁荣。两淮盐商掀起的500年滔天巨浪，是由一波又一波的商人接力完成——在繁花似锦的表象之下，存在着盐商个体兴衰存亡的微妙循环。.

要探究这一接力与循环的发生情况，就必须对两淮盐商须臾不可离的“宗族、商帮、家国”三个组织体系进行一番探寻。在盐商成长和发展之际，它们如同三个同心圆紧紧支撑、庇护、推动着这一群体，并促成了两淮盐商的繁盛。但也正是这三个组织体系的失效乃至失控，导致一个又一个煊赫一时的盐商家族最终迎来破败衰亡的结局。大大小小的盐商家族，无论如何辗转腾挪，似乎终究难以逃脱“盛极而衰”的宿命，他们在与宗族、商帮、家国的组织互动中走完一个由盛及衰的轮回，空留一段繁华旧梦。

探究这一群时代群体样本的历史经验，无疑对于今天那些苦苦谋求基业长青的家族企业具有借鉴之处。今天我们先来看两淮盐商的兴盛之路，下一篇则聚焦其破败之局。

作者介绍：张圣刚，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目前在国有电力行业从事企业文化工作。雅爱书史，神交古人。

宗族之基

元末诗人杨维桢在《盐商行》中写道：“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这首诗一方面对盐商雄厚的资财进行了由衷赞叹，另一方面也透露了盐商卑微的出身。事实上，几乎所有富埒王侯的两淮盐商都是从小商人起步，经过岁月的累积或世代的传承逐渐成长为“大贾”、“巨富”之家。

在当时社会“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中，商人的地位最为卑下，这就注定了盐商的成长之路必定充满艰辛和坎坷。而在这种不利的氛围之下，寻求家庭、宗族的强有力支援以跨越草创期的诸多挑战，无疑成为众多盐商最为自然的选择。

西安府盐商张巍，生于商人世家。他的父亲张泽一直在北方经商。父亲年老之后，张巍“请代父为贾，父许之。他筹算什么生意也不如经营盐业赚钱，就运送粮食到塞外，而在淮南、淮北、浙东、浙西大量贩卖食盐，获利巨万”。(张巍之所以要先运粮食到塞外，是因为明政府“开中制”规定，商人先要为边塞地区补给粮食，才有贩卖盐的资格。)

三原县王一鹤、王一鸿兄弟则在相互协助中成长为大盐商。他们“开始做生意时，向别人借贷作为资本，去江浙贩卖布匹。积累相当的资本之后，转而在江淮间贩卖食盐，家遂大起。”

休宁县盐商金赦经商之初，他的妻子“变卖嫁妆，准备好资金”。此后，他“跟随父亲到淮扬做生意，父亲传授他经商之道，资财急剧膨胀”。

上述事例不难看出，两淮盐商的成长之路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过程，创业初期来自家庭和宗族的资金、经验、人力等多种形式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成长轨迹，在当下的家族企业中同样依稀可见。

商帮之力

正如现代公司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无法完全倚仗家族的力量获得持续扩张一样，当两淮盐商从中小商人成长为大商人，势必要在更高的层面与更广泛、更强大的组织进行博弈。此时，商帮这一组织形态就应运而生，并在推动两淮盐商迈向繁荣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两淮盐商所结成的商帮首先是地域性质的。扬州由于其地理优势，长期以来吸引众多盐商将其作为经营总部，而聚集在此地的两淮盐商则可谓来自五湖四海。其中，陕西商人、山西商人、徽州商人则是势力较大的群体。他们的故乡或者人稠地狭，或者土地贫瘠，商人们才“迫不得已”弃农经商，基于乡谊和互相扶持的目的自发结成商帮，从而把原本分散的不同宗族聚合到一起，获得稳定而强大的群体行动能力。

此外，两淮盐商还构建了具有行业协会性质的商帮。商帮的头领一般由资产雄厚、办事干练的盐商担任，他们既要担当商人与官府沟通的中介，又要监督约束众盐商的经营行为，调解纠纷。

如大盐商鲍志道，曾担任“总商”20余年，在任期间处事公允，不徇私利，利用商帮的力量为众多盐商解决了很多现实问题。某次，福建的私盐涌入两淮地区，对盐商的正常经营秩序造成强烈扰乱和冲击，鲍志道调动一切资源和关系，带领众盐商积极应对，经过两年时间，最终化解了这次危机。

鲍志道还创建了“津贴法”，以保障众盐商的利益。原来，按照清政府的规定，盐商在运输食盐过程中发生船毁盐损的事故，盐商要如数承担一切损失，很多盐商往往因此而破产。“津贴法”则建议某一盐商的损失由区域内的众多盐商共同分担。这就使得众多盐商只需付出有限的一点资金，就可以为自己的持续经营购得一份万无一失的“保险”。因此，广大盐商对这一制度颇为欢迎。

家国之庇

两淮盐商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不仅与宗族、商帮这两大组织存在密切联系，更与最高层面的社会组织——国家——保持着互动。明清两代政府之所以对两淮盐商提供长期的庇护和支持，则是由后者在国家税赋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明代著作《春明梦余录》中曾记载：“国家财赋所说的‘盐税居半’，是指每年收入400万两白银中，一半属于民赋，另一半则取给于盐税。”而在这占国家财赋一半的盐税中，来自两淮盐区的收入又占全国所有盐区的一半。乾隆年间的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在奏折中明确指出：“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

清代进行战争征伐、修筑河防等重大工程时，两淮盐商还通过捐献的方式“报效”国家。据统计，整个清代，两淮盐商此类“报效”总额高达8000万两白银。

而对两淮盐商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朝廷往往以“加价”、“加耗”、“加赏”盐引斤数、蠲免税收、提供官方贷款等方式表示对盐商的“体恤”之情，也提振了他们长期从业的信心。

此外，最高统治者还常常给予两淮盐商一些额外赏赐，极力拉拢。乾隆六下江南，都选择在扬州停留，并住进盐商家中。初下江南之后，乾隆曾颁布诏书说：“两淮众商，皆未登仕版之人，其承办差务，踊跃急公，宜沛特恩，以示奖励。”因此，很多盐商由布衣身份而一再被加封虚衔官职，最高者至三品。

在扬州时，乾隆还特意写了很多“福”字，分赐那些大盐商。盐商接到“福”字后无不受宠若惊，纷纷盖起“福”字厅堂以作纪念。其中，乾隆对时任两淮商帮总商的江春尤为器重，曾两次入住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并留下了《游康山》的诗作。

繁盛之局

凭借与宗族、商帮、家国三类组织的良好互动关系，大多数盐商仅用一两代人就实现了暴富的梦想。然而，他们的梦想似乎就在繁盛的局面到来之际戛然而止，随后便是日复一日的奢靡享乐。因此，描绘盐商家族的繁盛景象也很简单——就是一幅幅争奇斗艳的炫富图景。

嘉兴巨富查小山，在天津以盐务起家，到四十岁去世时，计平生挥霍不下六七千万，被人们称作“遮半天”。查小山办理母亲丧事期间，三位当朝相国亲自到场帮忙，一时传为盛举。查小山最为轰动的豪举是四更天开正阳门一事。正阳门是禁门，按规定除非是皇帝特别下旨，否则不能在夜晚开启。某次，查小山在城外宴客，有事急于从正阳门进城回家，当时禁门紧闭，查小山就派仆人从地道去见守城官兵，献上三十万两银子，于是正阳门为他单独开启一次。

暴富的盐商无不“竞尚奢靡，无论婚嫁丧葬之事，凡宫室，饮食，衣服，舆马之所费，辄数十万金。”例如，某盐商吃的鸡蛋每枚价值一两纹银，因为母鸡只喂人参、苍术等物；某盐商每顿饭要厨师准备十余席不同菜品，由侍者依次端到面前，不想吃的话就轻微摇头，侍者更换其它；某盐商喜欢养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城中出，暮自城外入，观者目炫”；某盐商“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派仆人把钱全部买成金箔，运载到镇江金山寺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

盐商家庭类似奢侈炫富的举动在现存文字资料中可谓俯拾皆是。这些一掷千金的豪举乃至荒唐之举预示着转折点的即将到来：当盐商不再殚精竭虑地谋求财富增加，而是千方百计浪费资本的时候，他们也就悄然跨上盛极而衰的道路。

下篇预告：两淮盐商的下半场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宿命在他们身上得以验证——曾经支撑他们获得成功的宗族、商帮、家国等组织纷纷失效失控、全面恶化，反而成为束缚其成长或持续繁荣的巨大阻碍：家族成员对商业道路的普遍背弃导致的继承危机，与商帮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对家国层面疲于奔命的迎合。众多盐商也在剧变与恶化的组织关系中走完一个兴衰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