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君君臣臣”
luyued 发布于 2011-02-06 10:23 浏览 N 次
我们现在讨论儒家思想,只能根据现有的《论语》《孟子》等文字资料和 一些历史的遗迹来揣测。而这些文字、遗迹,有多少是真的呢,当时的环境、说话人的口气、态度、心理又是如何呢?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可以给出完全真实确定的答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读更多的东西,并用心去领会、揣摩,尽量去靠近那个真实的答案。以下一些东西,也只是我的个人的一点想法。
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少人理解成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后面的潜台词是各有位置,不可改变。有些人甚至认为:“按儒家理论,每一个人出生后,其社会地位就已自然形成,并且终生不得逾越,否则便是不仁非礼,甚至是犯上作乱。”这就与“血统论”、“出身论”画上了等号。这便使一些人对儒学厌恶异常。
李仝子就曾在博客中写道:“我从儒家的经书中,读出儒学的精髓不是仁,也不是爱,而是不平等——把不平等当作社会的神圣架构,并以维护这种不平等为己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思不出其位’、‘位卑而言高,罪也’、‘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翻开儒家经书,满眼是上尊下卑上贵下贱的郑重安排,到处是维护等级差别的措施方法,等级秩序仿佛儒家的命门,被当作图腾一样崇拜,真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里,身处上位者有着几乎无限的权利,可以为所欲为,对身处下位者有着理所当然的掌控权,甚至可以生杀予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而身处下位者什么权利也没有,只有数不清的义务——臣忠子孝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处在臣、子的地位上,即便日日小心,处处着意,也会无辜遭灾,无罪被伐,常常动辄得咎,进退失据。当然,儒家也讲究‘王天下’,反对‘霸天下’,也说‘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可君王们不‘王’只‘霸’,君、父不惠不慈,儒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迫他们改正,只能任他们不君不父,直弄到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也许不能说上面那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但对照孔子一贯的思想,以及后人的研究,至少可以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的理解过于简单了,与孔子原意恐怕有一定距离。
我们先来“君君臣臣”的句读。这只能是由今人来猜想的了,但是对于其含义的理解却有很大影响。“君君臣臣”可划分为“君,君;臣,臣。” 这样的理解可以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不能乱来,臣就是要听君的,君是天生的。也可以理解为,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大家各司其职,共同努力,和谐相处。“君君臣臣”同样可以划分为“君君,臣臣”,也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君像个君样了,起了好的带头作用,臣才能跟你学得好,才有个臣样。也可以理解为,君能做到像个君样,那臣就像个臣样来追随君王;君要是不君,那么臣也将不臣,废了你。可能大家觉得,儒家向来讲究三纲五常,再怎么样也不会说废君是对的。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故事:晋灵公残酷暴虐,为君无道,大臣赵盾尽忠尽职,苦苦相谏。晋灵公听得心烦,屡屡派刺客、藏伏兵、嗾猛犬,决计要除掉多嘴的赵盾。赵盾无计可施无法可想,只得逃往国外,可他心系祖国,跑得有些犹犹疑疑,不够迅疾,没等他逃出晋界,晋灵公就被赵穿刺死在桃园。晋灵公之死原本是件大好事,可谓解民倒悬救民水火,也让赵盾没了性命之忧,如此可口可乐之事,赵盾却笑不出来——"良史"董狐在竹简上一笔一划写道:赵盾弑其君。董狐的理由很充分:"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按君臣大义,晋灵公就是你赵盾弑的!晋灵公被谥号为"灵",其罪大恶极可见一斑,死有余辜自不待言。可晋灵公再怎么"不君"再怎么"灵"也是"君",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身为臣子都不能废了君臣大义。赵盾对"弑君"的恶名百口莫辩,只得被活的晋灵公追杀,被死的晋灵公讹诈,生生死死永远摆脱不了晋君的"灵"威。作为智者的孔子,完全能够看出赵盾的冤屈,但他更看重君臣之礼,所以就事后诸葛亮地给赵盾支了这样一招:"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这里孔子为什么不变通一下呢?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这样才能树立起其思想的威信,才能使那些真正的乱臣贼子有所顾忌。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好的变通,且不违背儒家所宣扬的道德准则:“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很明显,孟子的意思就是,君不君了,就没必要把他当君看,这样的人已经不是君了,又何谈君臣之礼?
那么我们究竟对这句话取哪一种解释呢?
我们先来看这句话的出处:
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第十二》)
齐国在景公的时候,陈桓子施惠于民,越来越壮大,景公没有办法。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去齐国,景公求教孔子怎么办,孔子说了这番话。孔子话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表达却非常到位,大概是说:做君主就应该像的样子,做臣子就应该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就应该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就应该像儿子的样子(,这样齐国才有希望)。不仅回答了景公的问题,其中还暗示景公有“不君”的行为,劝喻的意思很明显。景公也不是傻子,但是他死要面子,就顾左右而言他了:“是啊是啊,如果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就是有饭,我能吃得上嘛?”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君君臣臣”实际上给了君王一个套子,让君王有君王的样子,意思就是君王也不能乱来。其实是对君王的制约。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要推广自己的学说,不得不考虑接受人的立场,不能说“你太不像话了,根本没哥国君的样子,你这样做国君,国家迟早败在你手里”。
不管怎么样,君君臣臣都不可能是只偏袒君主的意思了。
《左传》里有篇“石碏谏宠州吁”,说的是卫国大臣石碏看不惯卫庄公溺爱儿子州吁,对卫庄公说的一番话。里面有“六逆”、“六顺”之说:“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六逆”不去说了,值得注意的是“六顺”里面,君义与臣行、父慈与子孝、兄爱与弟敬是并列对应的,互有义务,各有所守。反映了那时候人们对“君臣父子”关系的理解并不是单方面的我对你错、我大你小、我强你弱的关系,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你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那样一种状况,而是君臣父子各守其道、互有制约。《左传》记载这话说在公元前七二二年,距孔子诞生的五五一年早了不足二百年。应该还算不是相距太远。还要注意的是,石碏的“六逆”、“六顺”之说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奇思妙想,应该是那个时代有代表性与涵盖力的观点。因为大臣向君主进言,一般是不会拿实验室里只有自己才懂的语言说事的,只会用整个社会公认、接受的标准言说。就像今天各级官员开口闭口“三个代表”、“邓小平理论”一样。
如果说上面引用的例子稍早了一点,那么《左传》里记载的另一件事恰好与孔子同时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晏子不死君难》说的是公元前五四八年发生在齐国的一件事:齐国国君齐庄公与大臣崔武子老婆私通,崔武子不甘戴绿帽子杀了齐庄公。另一大臣晏子尽臣礼抱庄公之尸痛哭,但是当其他人询问晏子会不会与庄公共存亡时,晏子却这样回答:“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晏子这里讲的同样是君臣各守其道的问题。在晏子看来,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做臣子的才可能与国君共进退,除此而外,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死你亡,与我何干?晏子说这话时孔子尚为幼儿,但他语言里很显然蕴含着“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样子”的意思。
述两例距孔子较近,说明君臣父子各守其道是那时整个社会接受的观念。更不能说是儒家宣扬出来有意维护专制的。倒是《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那段话使得“君臣父子”有了更浓厚的约束君王的意味。不错,儒家是要维护专制统治,但前提是统治者要有足够的能力和德行。儒家即使是要约束君王,也是想通过这样来巩固君王的统治。但是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君王真的能像儒家那说的那样去爱民,施行仁政,百姓安居乐业,那曲维护这样的统治在当时来说又有什么不对呢?儒家只是在现实的情况下去寻求和谐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而问题就在于,唯心。儒家思想很多是唯心的。比如说性善论,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并且认为同情之心、羞耻之心、推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都知道,意识源于物质,源于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大学》中也说,格物致知,之后才能诚意正心修身。试想,如果小时候没有人告诉你什么叫对,什么叫错,那你的对错准则从何而来?又如何适应于你所存在的环境?客观世界决定了你的思想,更不用说这样的是非观对不对得问题了。而儒家则试图用主观能动性去克服各种不和谐因素,用道德舆论来约束君王与家国秩序。拿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作比喻,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受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约束,通过大家投票共同商议事情。而那时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道德舆论,就是人心。我想也可能那时候的人比较纯良,打个仗还通报,还得找符合当时舆论道德的理由,挂个牌牌说休战就休战了。现在的人“聪明”多了。
可是就算现在的民主,也有它的问题。当每个人手中都有了一张选票的时候,他们凭借的是他们是这国的公民。无论是博学者还是无知者,他们的一票的价值是一样的。在涉及需要很高深或者很专业的问题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到底听谁的呢?三峡水利工程师很早就在议案中的了,一群专家研究了十几年也定不下来,最后,开会,投票,大多数同意,事情就定下来了。试问,投票者中有多少是专家?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的具体利害?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时,民主有时候会掩盖真理。
说这个似乎把话题扯远了,其实不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有表示各司其职的意思。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中也详细地说明了,人人都有各自的分工,自己的专业,“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有些角色,并不是你不能去充当,而是你没有那个实力。成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也应该考虑到,王侯将相生来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如何治国安邦,许多靠起义而崛起的大国国君,也至少曾经是小的首领,他们这方面恐怕要比一个从来没有实践过的平民要强得多吧?至于那些暴君、昏君,多出在各朝各代末期,多是因为疏于学习,以致没有了“君”样了。的确是有的人就适合做君王,有的人就是适合做臣子。曹操、诸葛亮才智过人,而最后也自居臣子而已。做国君,是需要各方面的条件的,能做好的确是有其过人之处的。
“君君臣臣”不仅以当时的公共舆论、庶民力量以及臣僚群体对君王制度进行制衡,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当时的君王,支持了当时的民主,其实也给了所谓“绝对民主”一个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民主也要建立在各人能力上,使民主能够更有效地施行下去。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最终寻求最好的出路。
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少人理解成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后面的潜台词是各有位置,不可改变。有些人甚至认为:“按儒家理论,每一个人出生后,其社会地位就已自然形成,并且终生不得逾越,否则便是不仁非礼,甚至是犯上作乱。”这就与“血统论”、“出身论”画上了等号。这便使一些人对儒学厌恶异常。
李仝子就曾在博客中写道:“我从儒家的经书中,读出儒学的精髓不是仁,也不是爱,而是不平等——把不平等当作社会的神圣架构,并以维护这种不平等为己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思不出其位’、‘位卑而言高,罪也’、‘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翻开儒家经书,满眼是上尊下卑上贵下贱的郑重安排,到处是维护等级差别的措施方法,等级秩序仿佛儒家的命门,被当作图腾一样崇拜,真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里,身处上位者有着几乎无限的权利,可以为所欲为,对身处下位者有着理所当然的掌控权,甚至可以生杀予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而身处下位者什么权利也没有,只有数不清的义务——臣忠子孝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处在臣、子的地位上,即便日日小心,处处着意,也会无辜遭灾,无罪被伐,常常动辄得咎,进退失据。当然,儒家也讲究‘王天下’,反对‘霸天下’,也说‘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可君王们不‘王’只‘霸’,君、父不惠不慈,儒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迫他们改正,只能任他们不君不父,直弄到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也许不能说上面那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但对照孔子一贯的思想,以及后人的研究,至少可以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的理解过于简单了,与孔子原意恐怕有一定距离。
我们先来“君君臣臣”的句读。这只能是由今人来猜想的了,但是对于其含义的理解却有很大影响。“君君臣臣”可划分为“君,君;臣,臣。” 这样的理解可以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不能乱来,臣就是要听君的,君是天生的。也可以理解为,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大家各司其职,共同努力,和谐相处。“君君臣臣”同样可以划分为“君君,臣臣”,也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君像个君样了,起了好的带头作用,臣才能跟你学得好,才有个臣样。也可以理解为,君能做到像个君样,那臣就像个臣样来追随君王;君要是不君,那么臣也将不臣,废了你。可能大家觉得,儒家向来讲究三纲五常,再怎么样也不会说废君是对的。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故事:晋灵公残酷暴虐,为君无道,大臣赵盾尽忠尽职,苦苦相谏。晋灵公听得心烦,屡屡派刺客、藏伏兵、嗾猛犬,决计要除掉多嘴的赵盾。赵盾无计可施无法可想,只得逃往国外,可他心系祖国,跑得有些犹犹疑疑,不够迅疾,没等他逃出晋界,晋灵公就被赵穿刺死在桃园。晋灵公之死原本是件大好事,可谓解民倒悬救民水火,也让赵盾没了性命之忧,如此可口可乐之事,赵盾却笑不出来——"良史"董狐在竹简上一笔一划写道:赵盾弑其君。董狐的理由很充分:"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按君臣大义,晋灵公就是你赵盾弑的!晋灵公被谥号为"灵",其罪大恶极可见一斑,死有余辜自不待言。可晋灵公再怎么"不君"再怎么"灵"也是"君",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身为臣子都不能废了君臣大义。赵盾对"弑君"的恶名百口莫辩,只得被活的晋灵公追杀,被死的晋灵公讹诈,生生死死永远摆脱不了晋君的"灵"威。作为智者的孔子,完全能够看出赵盾的冤屈,但他更看重君臣之礼,所以就事后诸葛亮地给赵盾支了这样一招:"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这里孔子为什么不变通一下呢?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这样才能树立起其思想的威信,才能使那些真正的乱臣贼子有所顾忌。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好的变通,且不违背儒家所宣扬的道德准则:“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很明显,孟子的意思就是,君不君了,就没必要把他当君看,这样的人已经不是君了,又何谈君臣之礼?
那么我们究竟对这句话取哪一种解释呢?
我们先来看这句话的出处:
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第十二》)
齐国在景公的时候,陈桓子施惠于民,越来越壮大,景公没有办法。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去齐国,景公求教孔子怎么办,孔子说了这番话。孔子话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表达却非常到位,大概是说:做君主就应该像的样子,做臣子就应该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就应该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就应该像儿子的样子(,这样齐国才有希望)。不仅回答了景公的问题,其中还暗示景公有“不君”的行为,劝喻的意思很明显。景公也不是傻子,但是他死要面子,就顾左右而言他了:“是啊是啊,如果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就是有饭,我能吃得上嘛?”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君君臣臣”实际上给了君王一个套子,让君王有君王的样子,意思就是君王也不能乱来。其实是对君王的制约。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要推广自己的学说,不得不考虑接受人的立场,不能说“你太不像话了,根本没哥国君的样子,你这样做国君,国家迟早败在你手里”。
不管怎么样,君君臣臣都不可能是只偏袒君主的意思了。
《左传》里有篇“石碏谏宠州吁”,说的是卫国大臣石碏看不惯卫庄公溺爱儿子州吁,对卫庄公说的一番话。里面有“六逆”、“六顺”之说:“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六逆”不去说了,值得注意的是“六顺”里面,君义与臣行、父慈与子孝、兄爱与弟敬是并列对应的,互有义务,各有所守。反映了那时候人们对“君臣父子”关系的理解并不是单方面的我对你错、我大你小、我强你弱的关系,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你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那样一种状况,而是君臣父子各守其道、互有制约。《左传》记载这话说在公元前七二二年,距孔子诞生的五五一年早了不足二百年。应该还算不是相距太远。还要注意的是,石碏的“六逆”、“六顺”之说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奇思妙想,应该是那个时代有代表性与涵盖力的观点。因为大臣向君主进言,一般是不会拿实验室里只有自己才懂的语言说事的,只会用整个社会公认、接受的标准言说。就像今天各级官员开口闭口“三个代表”、“邓小平理论”一样。
如果说上面引用的例子稍早了一点,那么《左传》里记载的另一件事恰好与孔子同时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晏子不死君难》说的是公元前五四八年发生在齐国的一件事:齐国国君齐庄公与大臣崔武子老婆私通,崔武子不甘戴绿帽子杀了齐庄公。另一大臣晏子尽臣礼抱庄公之尸痛哭,但是当其他人询问晏子会不会与庄公共存亡时,晏子却这样回答:“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晏子这里讲的同样是君臣各守其道的问题。在晏子看来,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做臣子的才可能与国君共进退,除此而外,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死你亡,与我何干?晏子说这话时孔子尚为幼儿,但他语言里很显然蕴含着“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样子”的意思。
述两例距孔子较近,说明君臣父子各守其道是那时整个社会接受的观念。更不能说是儒家宣扬出来有意维护专制的。倒是《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那段话使得“君臣父子”有了更浓厚的约束君王的意味。不错,儒家是要维护专制统治,但前提是统治者要有足够的能力和德行。儒家即使是要约束君王,也是想通过这样来巩固君王的统治。但是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君王真的能像儒家那说的那样去爱民,施行仁政,百姓安居乐业,那曲维护这样的统治在当时来说又有什么不对呢?儒家只是在现实的情况下去寻求和谐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而问题就在于,唯心。儒家思想很多是唯心的。比如说性善论,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并且认为同情之心、羞耻之心、推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都知道,意识源于物质,源于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大学》中也说,格物致知,之后才能诚意正心修身。试想,如果小时候没有人告诉你什么叫对,什么叫错,那你的对错准则从何而来?又如何适应于你所存在的环境?客观世界决定了你的思想,更不用说这样的是非观对不对得问题了。而儒家则试图用主观能动性去克服各种不和谐因素,用道德舆论来约束君王与家国秩序。拿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作比喻,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受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约束,通过大家投票共同商议事情。而那时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道德舆论,就是人心。我想也可能那时候的人比较纯良,打个仗还通报,还得找符合当时舆论道德的理由,挂个牌牌说休战就休战了。现在的人“聪明”多了。
可是就算现在的民主,也有它的问题。当每个人手中都有了一张选票的时候,他们凭借的是他们是这国的公民。无论是博学者还是无知者,他们的一票的价值是一样的。在涉及需要很高深或者很专业的问题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到底听谁的呢?三峡水利工程师很早就在议案中的了,一群专家研究了十几年也定不下来,最后,开会,投票,大多数同意,事情就定下来了。试问,投票者中有多少是专家?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的具体利害?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时,民主有时候会掩盖真理。
说这个似乎把话题扯远了,其实不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有表示各司其职的意思。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中也详细地说明了,人人都有各自的分工,自己的专业,“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有些角色,并不是你不能去充当,而是你没有那个实力。成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也应该考虑到,王侯将相生来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如何治国安邦,许多靠起义而崛起的大国国君,也至少曾经是小的首领,他们这方面恐怕要比一个从来没有实践过的平民要强得多吧?至于那些暴君、昏君,多出在各朝各代末期,多是因为疏于学习,以致没有了“君”样了。的确是有的人就适合做君王,有的人就是适合做臣子。曹操、诸葛亮才智过人,而最后也自居臣子而已。做国君,是需要各方面的条件的,能做好的确是有其过人之处的。
“君君臣臣”不仅以当时的公共舆论、庶民力量以及臣僚群体对君王制度进行制衡,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当时的君王,支持了当时的民主,其实也给了所谓“绝对民主”一个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民主也要建立在各人能力上,使民主能够更有效地施行下去。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最终寻求最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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