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希特勒的万字旗挂上了德国总理府。身着黑衣的纳粹冲锋队开始上届庆祝。到处都有零星的枪声。柏林和其他城市中的犹太人惶惶中开始了大逃亡。艾思是其中之一。
父母都不愿走，他们割舍不下那么多年攒下的财富。艾思只能只身逃往莫斯科。她的俄语基础很好，而且，那里是布尔什维克的土地，远比排犹浪潮风起云涌的欧洲安全。那年，她20岁。

和柏林不同，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都是红色旗帜的海洋。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堡垒，莫斯科聚集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红色青年.艾思每天都可以在街头听见他们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讲演.
来莫斯科的第二年,在中国留学生集中的中山大学,艾思第一次见到了朱攘丞.他是中共派来学习的代表.当时正在做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报告.他的俄语十分憋足,以至于一小段报告后已经是满头大汗.而台下的青年们还是一头雾水.艾思看着他不时抹汗水的狼狈模样,失声大笑.
报告结束后,朱攘丞找到了艾思,他一本正经的说,同志,难道你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有什么意见吗?艾思瞪大了眼:你说的是中文吗?
谈话进行了半个钟头也没有什么进展,艾思笑着说,你不觉得在餐桌上向一个小姐请教问题更礼貌吗?
那天,他们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作为失礼的赔偿,艾思将辅导朱攘丞俄语.

接下来的日子让艾思觉得惊奇.她发现这个中国革命者身上藏着近乎纯洁的理想和无法遏制的热情.更多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象一个学生,而更像是一个布道者.
他跟她滔滔不绝的谈党领导的起义,革命的现状,未来的蓝图.同样的苦难背景让艾思觉得这个乐观的革命者异常可爱.她不是布尔什维克,但她喜欢他说的那些故事,那个国家,也许,还有那个人.
三个月后,国内的组织急调朱攘丞回国.朱走前对急的落泪的艾思说,我会回来的,等我,可好?艾思说,一定吗?朱说,一定.艾思说,那好,我等.

这一等,等了16年,其间,艾思的父母相继死于纳粹集中营,而艾思的眼角也有了皱纹,她不再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了.
1949年,已经36岁却依然孤身一人的艾思决心告别莫斯科,前往中国.朋友说,16年了,你觉得还不够吗?艾思说,我们约定过的,我一定要做到.

是时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艾思的到来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她被安排在一所大学当俄语老师.她加入了中国籍,更名朱柏兰.她在给组织的报告中说,自己是一名中国革命者的妻子.丈夫叫朱攘丞.但关于朱攘丞的材料太少,一切都无法查证.领导们甚至难以相信,她不远万里来找的这个"丈夫"仅仅和她相处了三个月!
尽管如此,在此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组织上仍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查找朱攘丞.1955年,苏共传来文件确认,早在1935年,朱攘丞在重返苏联的途中,被克格勃误以为是间谍而在中苏边界一带被枪杀.
这个消息没有传达给朱柏兰,领导们只是找到她说,也许找到朱攘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个人的角度考虑,你也许可以考虑再婚.朱柏兰立即拒绝了.她说,他是我丈夫,我要去找他.
此后10年,朱柏兰开始了她漫长的中国之旅,这位犹太女性戴着平静的笑容踏遍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省市.已经有了白发的她对前来接待的人总会习惯性的问一句:你知道朱攘丞吗?

1965年,朱柏兰回到北京.开始了平静的生活.她周围的人大多知道事情的真相.但都遵从着一个默默的约定,没有一个人说出来.而朱柏兰似乎也从不在意什么,她喜欢站在讲台上,笑着对学生们说:我爱这个国家的一切.
1970年,朱柏兰病危,弥留之际,一个痛哭失声的女学生忍不住周到病床边说,朱老师,我想告诉你……朱柏兰摆了摆手，一如往常的笑着说：
孩子，我们不都得到幸福了吗？

她走的时候北京正是秋天，天空中飘着些许的落叶，到处都是宁静的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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