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沪深股市总市值一举突破20万亿大关，传媒与市场中欢呼者甚众──去年我国GDP总量为21万亿，如今两市20万亿元的市值意味着经济证券化率接近100%！然而，我还是要在这里给这些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泼一盆冷水，如果投资安全感没有相应大幅提升，虚拟经济的增长也只是一种缺乏坚实根基的虚增。

肌权分置改革启动之后，两市总市值于2005年7月底触底反弹，突破3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15%；2007年8月3日，A股市场总市值达20.31万亿元，创出历史新高。短短两年间，总市值增加了将近6倍。这不能不说是全球资本市的一个“奇迹”。不可否认，两年间，非常多的中小投资者都从股市的财富效应中分得了一杯“肥羹”，但却不能就此认为股市与普通投资者是“一家亲”。

从数字的角度来看， 统计显示，在这20万亿元的庞大规模中，事实上流通市值只有6.88万亿元，只是两市总市值的34%，居民储蓄的43%（以2006年底居是储蓄计）。也就是说，中国实际的经济证券化率其实很低。另一方面，据2006年底的数据，美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值为32.59亿美元，日本股市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值为22.17亿美元，而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值为8.06亿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显而易见。

事实上，比上市公司数量多寡、平均市值高低，以及近来我们热议的投资渠道宽窄更值得关注的，是投资安全感这一软元素。投资安全感是指投资者在实物市场或资本市场上的一种求稳求安的心理诉求。换言之，市场风险引起资本波动，正是通过投资者因势作出的某种心理回应这一“杠杆”完成的。

但是反观这两年A股市场的情形，以“5·30行情”为分界线，前后市场上形成贪婪与恐惧两种风格迥异的流行风。之前A股开户数曾一度达到一日40万，似乎遍地尽是黄金，市场处处弥漫着兴奋情绪，这一兴奋绝非普通意义上的投资快感，而是与各种投机势力共舞时的一种刺激。而之后两轮低暂调整期间，开户数又一度跌至几个万，市场情绪甚为萎靡，尽管八月初沪指一举登上了4500点，但多数中小投资者心里却异常不踏实，这一不踏实绝非普通意义上的风险厌恶，而是对于整个股市缺乏安全感的特别反应。

造成这种两极现象的原因，并不全在于投资者本身的过激反应，而更在于一种不成熟市场体制的隐性推动。这种不成熟表现在尽管监管部门三令五申警示并打击内幕交易、老鼠仓等事件，但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要么雷声大雨点小，要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做为市场链条终端的普通投资者，能动性、信息、权力诸多方面于是全线陷入被动，基于本能，他们在股指攀高时显现出“传染性贪婪”的特征，而在大调整时又极易患上“传染性恐惧症”。

权力的不断集中是全球证券市场的一个共同特征。50年前，华尔街90%的上市股票为个人所持有，1998年，个人持有股票只占股市的41%，今天这一比例只有30%多一点。然而尽管如此，除了安然等少数案件“令人愤怒”外，一项抽样调查表明，美国股民对美国证券市场秩序和环境的满意度超过八成。而在中国资本市场，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的控盘、爆炒、内幕交易等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于如今上市公司高管违规事件被暴后，一些投资者认为“很正常”。

导致这种反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证券市场违规的机会成本大不相同。安然事件之后，2003年轰动一时的玛萨·斯图尔特案中，家居公司董事长玛萨因为得到内幕消息而抛出股票，少赔10多万美元，后被指控犯有串供、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证券欺诈等罪名，并由此被判坐牢。而于去年开始实施的萨班斯法案，上市公司造假，高管就可能面临10到20年的监禁，以及100万到500万美元的罚款，同时，如果交易所等监管部门执法有瑕疵，便会受到美国国会的指责。对比之下，中国证券市场自2007年以来有多少家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被查出违法违规，但最后的处理结果却“不约而同”地乏善可陈，难以服众。当恶风难以真正消减，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和安全感就难以有着落。

一言以蔽之，对于沪深股市总市值一举突破20万亿大关这一话题，20万亿是一个新数字，但绝不代表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所谓的新境界。同样，无论红筹股回归、创业板推出临近，还是有更多的海外投资渠道被疏通，都构不成从根本上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健康的充要条件。普通投资者的投资安全感如果不能与市值的飙升和改革的提速同步，那么整个证券市场就缺乏长期稳定发展的根基。到了对内幕交易盛行、官商裙带主义等投机行为进行真锤实棒严厉打击的时候了；退一步来说，转轨时期的投机行为或许不可避免，但监管层含混晦涩和上市公司试图掩盖事实真相的行为总是可以尝试着去避免吧，而这也正是夯实投资者安全感的原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