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泽 译

毫无疑问，《希特勒日记》是近几年来人们最为熟知的声名狼藉之伪作。1983年4月，它上了头条新闻。在鉴定其真伪的前后，这件事充分表明伪造艺术不仅活跃在我们身边，而且还会有人竭尽全力地伪造，即使专家也有可能被愚弄。在这个例子中，伪造者——西德人康拉德·库尧的动机不难明白，因为有人付了480万美元买下他花3年时间炮制的60卷《希特勒日记》。他随后以伪造罪被判入狱。出来后，身无分文的他并没有丧失希望，而是做起了复制著名画家莫耐、伦布兰特和凡高作品的买卖。每次复制完后，他都会在其所谓“货真价实的赝品”上署上画家和自己的名字。画的销路不错，他赚了不少钱。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件事没有就此结束。一个赝品的分市场出现，库尧的模仿者开始出售其赝品的赝品。算是一种总结，库尧写了一本自传来吹嘘自己在伪造方面的杰作，并打算在1998年出版，但市面上出版了另一本署他名字的书《伪造的原创性》（The Originality of Forgery）。有些搞笑的是，他非常真诚地说这本书不是他写的。

然而，让库尧闻名于世的还是那本《希特勒日记》。他把德语版权卖给了德国的《明星周刊》（Stern）连载，英文版权卖给了英国的《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和美国的《新闻周刊》（Newsweek）。他声称这些日记是阿道夫·希特勒1932年6月到1945年4月的最后一段日子写的。当然，有人从一开始就对这些令人惊讶的日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库尧介绍说，这些日记是1945年从一架坠毁的德军飞机中拿出来的，当时这架飞机正试图逃离柏林。日记被发现后一直被保存在东德，直到有一天他在东德军队服役的哥哥发现了它，将其走私出来。起初，一些人怀疑这是东德人或新纳粹的阴谋。因为这些日记把希特勒还原成一个具有喜怒哀乐的常人，并为他“最后的方案”开脱。但从外表看，这些日记似乎是真的。实际上，英国著名的史学家特雷弗·罗铂，《希特勒的最后日子》的作者，也曾证实这些日记不是伪造的，并建议《星期日时报》支付高额版税来发表这些日记。

就在连载第一期即将见报的前一天，特雷弗·罗铂认为应当再斟酌一下。他说自己只是在严密的安全措施下简单地翻了一遍日记，虽然有点晚但还是有必要做进一步的鉴定。请来的专家都一致认为这些日记是赝品。后来，库尧解释了自己是如何伪造日记的。他先在每一页日记上倒茶水，并在桌子上反复敲打日记，使它们看上去又旧又破；他用了哥特式字体书写，使这些日记看上去更真实；他又从出版过的希特勒传记中借用了大量资料，使这些日记充满了希特勒日常生活的细节；他还在日记中加入了一些希特勒的情感和思想，不仅世俗、有时甚至是枯燥乏味，以便自圆其说。实际上，他并不是想表达什么政治观点，只想要钱。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伪造跟我们目前对早期基督教“旁经”的研究直接相关。可能有人会认为目前不会有人敢说自己掌握了耶稣的第一手资料，其实不然。如果你用心去找，那么一些莫名其妙的福音就会不时出现。这种体裁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往往记录了耶稣某段“不为人知的岁月”发生的故事。例如，他成为公众导师之前的童年或青年轶事。这些轶事有的描绘了耶稣到印度学习婆罗门智慧的旅行（要不怎么解释他如此有智慧呢？），有的描绘了他在荒野的伟大奇迹，还有的讲他如何跟一些犹太教修士学习成圣的方法。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过于重视这些福音，它们大多数都不是真的。其主要意义在于揭示现代读者是多么容易上当受骗。它们往往是超市里卖的一些小报喜欢刊登的内容，反映了我们身边仍存在伪造者。为了获得轰动效应，或是传播自己的观点，或者最起码挣一些钱，它们不怕撒一些弥天大谎，甚至是关于自己的宗教信仰。

但有没有一些学者——也即在古代语言和历史方面的专家，做一些看起来有价值的赝品呢？在现代社会，存在这样的事吗？学者有没有可能伪造一些文件，无论他们目的是什么？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伪造确实不时发生，伪造者也不时被发现。同一个只有创造性但技巧低下的门外汉相比，一个真正学者制造起赝品来很难被发现。如果没有把握，伪造者不会去尝试伪造的；如果伪造者学识渊博，确实有可能逃脱怀疑者的批评。但未必总是这样。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1950年发表在一家权威的学术杂志上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有些讽刺意味“有趣的agraphon”。Agraphon字面上的意思是“不写”，被研究《新约》的学者用作术语来指耶稣的某些箴言。这些箴言保存在一些古代的典籍中，但在教会认可的福音里找不到。在一些非正统的福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和其它地方也存在大量这种箴言。如在《师徒行传》中，保罗引用了耶稣的箴言：“施比受更为有福。”（《师徒行传》20：35）。耶稣很有可能这么说了，但这句箴言在正统的福音中找不到，所以它也是个agraphon。

据说，“有趣的agraphon”是在一份含有一套《马太福音》训诫的手稿中发现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备受人尊重的教授，叫保罗·科尔曼·诺顿。他曾解释说，1943年作为一名士兵他随美国军队进入了法属摩洛哥的费达拉小镇，参观了一座清真寺。他发现了一本厚厚的、用阿拉伯文写成的经书。纸页之间有一张羊皮纸单页，上面抄录了一些希腊语译文，翻译的是关于《马太福音》1～13章和19～25章的一些拉丁语训诫。考虑到摩洛哥的战时环境和这件事的紧急状况，他没有给这页拍照，但仔仔细细地抄写了一遍。后来，当他有时间研究时，他发现这一文本中包含了一个惊人的、不为人知的agraphon。

在《马太福音》24：51中，也就是耶稣警告那些会被“扔到外面的黑暗，哭泣和咬牙切齿”的人之后，手稿上还有一段对话。一个信徒不明白耶稣这句话，问了一个多年来其它人也想问的问题：“但对于那些没有牙齿的人来讲，拉比，这怎么可能呢？”耶稣回答：“哦，你信仰不坚定！不用担心。如果你没有牙齿，那么上帝会给你的。”

这是一个很棒的agraphon，几近完美了而不显得有些不真实。但实际上，确实如此。二战前，我的老师布鲁斯·梅斯拜在普林斯顿大学科尔曼·诺顿门下就读古典文学专业。他说，这位教拉丁语的教授常常能用一些俏皮话来活跃课堂。比如，他会开玩笑地说：“那些没有牙齿的人死后会被装上牙齿，来帮助他们哭泣和咬牙切齿。”

没有其它人再见过那段希腊语经文。梅斯认为科尔曼·诺顿杜撰了这个故事（每一个人好像都同意他的观点），并进行了深入的语言学分析，然后发表在权威的《天主教圣经季刊》（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上。诺顿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戏弄同行的玩笑，想看看别人会不会相信他。他差一点就成功了。

我一开始就说了这么多现代社会的作伪现象，不是因为我想讨论的文本与这些伪造是同一个东西——被现代学者用以欺骗学者的伪造。而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怀疑这一文本是伪造的。就我所知，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处于论争中心的关键人物已经去世了，不能再回答各种指责——这也肯定是指责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他学识渊博、博览群书，是20世纪末在研究早期基督教方面真正有才气的学者。说白了，他的水平远远高于那些他不得不应战的对手。这一点他很清楚。他的辛辣尖锐、不忍受愚昧、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卑劣的个性也是很有名的。总之，莫顿·史密斯是一个最好别跟他交锋的对手。

他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古代史教授，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其贡献涉及很多领域，如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文学、《新约》、教父遗书、二庙的犹太教和希伯来语等。在学术上，没有几个人能赶上他的广博和深度。但让他永载史册的，还是他学术生涯早期做出的惊人发现：一封信的复件。这封信出自一位3世纪初亚历山大早期基督教正教的教会圣师克莱门特之手。除了这封新发现的信外，我们拥有圣师的大部分作品。在信中，他说亚历山大教会有不同版本的《马可福音》。一种是供普通教徒使用的，另外一种是为水平更高的教徒编写的。但异教徒偷窃了第二种《马可福音》，并歪曲了教义，使之与其混乱的、淫荡的宗教活动相一致。克莱门特写了这封信，力图把情况讲清楚，并解释了第二种《马可福音》（给水平高的教徒看的版本）有什么内容。为此，他从这个版本中引用了《新约》中没有的章节。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么它可能提出了一个在《新约》和早期基督教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历史上的耶稣，将成为20世纪一个最重要的发现。

神奇的发现

我们需要先从这个发现讲起。莫顿·史密斯在他各种关于秘密《马可福音》的出版物也讲述了它——尤其是他做出这个发现15年后写的两本书：一本是针对大众读者的，写得非常漂亮，读起来很像侦探小说；另外一本是针对学者写的，对秘密《马可福音》的文本和意义进行了深入地语言学和文献学分析。

1941年，当还是个26岁的本科毕业生的史密斯通过一个旅行奖学金从哈佛神学院去了圣地巴勒斯坦。不幸的是，由于战争地中海关闭了，他滞留在耶路撒冷。在那儿，他很快就认识了一位希腊东正教教会的领导。这个人邀请他到著名的神圣葬地教堂做礼拜，因此，他得以访问了距耶路撒冷的东南部12英里多的、著名的玛·赛伯伊（Mar Saba）修道院。玛·赛伯伊建于基督教时代的第15个世纪。事实上，自从它建立以来宗教活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史密斯住在那时，迷上了修士的宗教仪式。他们把一生都用来侍奉上帝，每天在日出前6个小时就开始了一天的宗教仪式。白天，有人带他参观了修道院。他注意到修道院的图书馆没有几个修士去，因为他们对看书不太感兴趣。两个月后，史密斯回到了耶路撒冷，继续用现代西伯来语写他的博士论文。后来，这篇论文被翻译成英语《坦拿犹太教义与福音之比较》（Tannaitic Parallels to the Gospels），是一部真正的博学之作。

战后，史密斯回到了哈佛大学，接着攻读了关于古巴勒斯坦的第二博士学位。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对希腊语手稿的发现和翻译感兴趣，并跟随一位非常有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从事研究。最后，他谋取了一个教师的职业，后来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古代史教授。

1958年，史密斯趁着一年的休假时间，重返玛·赛伯伊。此时，他不再是一个年轻的毕业生，而是一名颇有建树的学者。这些年来，他的兴趣已经改变了。现在，修道院的图书馆比修士的宗教仪式对他更有吸引力。任何一个了解这个修道院的人都知道，比较珍贵的书早就移到希腊东正教在耶路撒冷总部的图书馆了。史密斯还记得修道院的图书馆很混乱，馆藏图书都没有编目。史密斯决定利用自己的假期给这些书编目造册。有一部分原因是，他非常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在古代印刷本或是数量比较少的手稿（例如，手写的文件）中。

他每天都工作，每次可以整理出几卷古书。书都是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的，一些已经没有封皮和扉页，只能通过阅读一部分才能知道它到底写了什么，所以这样的工作做起来并不容易。但史密斯有着超乎寻常的语言天赋。每弄一卷时，他都知道该如何取得进展——确定书的内容，并提供十分全面的目录卡片。他发现了一些有趣而又有价值的条目，例如，古希腊剧作家萨福克里斯写于15世纪的手稿残片，这份手稿已经遗失了。这些残片被用来装订18世纪的祈祷书。他虽然已经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当时的他确实没有预料到他一生最重要的发现——可以被誉为20世纪的一个伟大发现——在等待他。

史密斯翻阅了一卷没有封皮和目录的古书，不仅发现这是安提俄克的依纳爵——2世纪初的一位早期正教主教——的一个早期文本，而且在书后的空白页找到一封用希腊语字迹潦草地抄录的信，字体看上去像是18世纪的风格。这份手抄本是以这几句话开头的：“来自最神圣的克莱门特，《札记》的作者。致西奥多……”

粗略分析之后，史密斯意识到他可能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克莱门特，《札记》的作者”，古代基督教学者对此都非常了解。克莱门特——亚历山大的教会圣师，是一位生活并写作于公元200年的著名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他有很多作品存世，其中包括一本指导基督徒如何过日常生活的书和一本《札记》。《札记》大概是杂记、杂录的意思，是一本不太系统地反思神学和伦理的书。在这些作品中没有一封私人信件，所以这是对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新发现。这种事经常发生吗？对大多数学者来说，从来没有过。

史密斯决定为抄有克莱门特信的3页照相，但没马上翻译。他认为既然出现了这样宝贵的手稿，还可能发掘出更多；时间有限，不能漏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文本。拍照后，他就继续寻找其它有价值的文本和给它们编目。

没有其它可以媲美的文本出现。后来，直到翻译了这封信，史密斯才完全意识到它的价值。信是准备寄给一个叫西奥多的人，里面谈了一个早期基督教教派的相关问题——这个臭名昭著的教派是以创建者卡波克拉蒂斯的名字命名的。

我们可以从克莱门特的其它著作，或比他年长一点的同时代人里昂主教伊里奈乌斯，以及罗马的希波吕托斯的著作中了解到卡波克拉蒂斯和他同伙的一些情况。他们从事一种原始的、淫荡的宗教活动来敬神；实际上，这种仪式不过是一种在宗教伪装下进行的性派对。因此，他们受到早期基督教正教的严厉批评。克莱门特在一处指出，卡波克拉蒂斯派编造了一种神学理论来为其放荡的性派对活动辩护。他们宣称，因为上帝创造了万物，所以上帝的子民应该共同分享一切事物；任何人都不能拥有财产或者给自己留下什么东西，包含自己的爱人；为了庆祝上帝对万物的控制，应该提倡一种礼拜式的配偶交换——在这个仪式中，每个人都和其它人的配偶做爱（伊里奈乌斯：《札记》3.2）。

伊里奈乌斯解释卡波克拉蒂斯派传授的是一种特殊的转世轮回教义。这种教义认为灵魂必须逐渐地陷入肉体，直到经历了肉体所能经历的一切体验之后才能彻底解脱；一条解脱的捷径是让肉体尽可能地参与各种极端活动。所以，“他们是在宗教的名义下，提倡包括一切可以想象的性活动在内的肉体试验来达到灵魂解放（《反对异教徒》1.25）”。总之，不能把卡波克拉蒂斯派看成一个道德群体。

这就是克莱门特在信中批评的教派。信在开头首先祝贺了明显是一位教会领导的西奥多，因为他“让宣扬恶心教义的卡波克拉蒂斯派闭嘴”。他认为卡波克拉蒂斯派是《圣经》中预见的异教徒，居于黑暗之地，虚伪不老实，是自己卑鄙欲望的奴隶。他批判卡波克拉蒂斯派借《马可福音》来证明其教义的神圣性——他们一方面纯粹伪造了一些马可的话，另一方面歪曲地原文的意思。所以，克莱门特随后澄清了一些关于《马可福音》的重要问题，并指出卡波克拉蒂斯派是如何改变了它。

克莱门特解释，马可认识彼得，所以在罗马写了一个福音，讲了耶稣公开布道的故事，没提到过什么耶稣传给弟子的秘密教义。但在彼得殉难后，马可去了亚历山大确实为水平更高的教徒写了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