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老照片引起的回忆

胡景耀

1965年中秋，凉风习习、树叶飘零，新疆建设兵团来上海招收支边青年，我班的3位同学报名，并被录取。想到从小的好朋友将要去遥远的新疆，总有些依依不舍。我和班里的另外3个同学，便簇拥着身穿崭新军装的曹诚俊、程景岗、盛孝曾，走进照相馆，拍下了送别他们去新疆的留影。

第二天取回来了合影照，放在床头，久久凝视，看着看着，我任不住心潮翻动、难以平静——同是热血男儿，我却没能穿上军装，奔赴新疆。我佩服他们，羡慕他们。在佩服和羡慕的同时，心里不免责怪起我的父母亲。

在新疆兵团招生同志刚到上海招收青年学生支援新疆时，我就激动地写下决心书，要求到新疆去干革命。可是我的父母不同意。他们劝我说，在上海也能干革命，那时我的两个哥哥已离开家，分别在北京、大连上大学，以后也不知能不能回上海工作，父母年纪已大，他们需要我在身边照顾······，我一时放弃了去新疆的想法。然而，看着这张与送别同学合影的照片，一股激情在胸中涌动，我不能只羡慕他们，我也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随后的几天，我不断和父母软磨硬缠，每天都反复表达着我这个“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雄心壮志，同时我还给两个哥哥写信，让他们帮我劝说父母。到十月初，父母在我的极力坚持下，终于答应了我去新疆的要求。

我如愿以偿，赶忙到学校办理了赴疆手续，并去街道办事处领取了崭新的军装。穿上军装，我乐得不知所措，“对着镜子，对着镜子上下照呀、上下照······”于是，我与我的同班同学一起来到了新疆。

1965年10月9日星期六，我终于和我们嘉定各个学校的应历届高中毕业生，在上海火车站集合。我们40个人，于下午16：25分，登上专列，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上海。在车上，我们一路高歌、一路欢笑，终于在10月16日凌晨4:25分到达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我们作了短暂休息后，又于10月17日{星期天}离开乌鲁木齐，在18日19时左右，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新疆哈密二道湖。

来到兵团红星一场后我们先住在场部，于是，我又迫不急待地穿着新军装与我的同班同学曹诚俊、程景岗、盛孝曾在场部门口照了第二张合影。

稍作休整后，在11月初，我们被分配到哈密管理局红星一场的园林队劳动。刚到农场劳动，我们虽然五谷不分，常常错把麦苗当韭菜，但是我们不怕吃苦，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很快就和军垦战士打成一片。当时我们上海支边青年被分成4个班，实际上是一个加强排，由郭天佑任分队长，张素帆任付分队长，金义和付克兰任文体干事，我被分在一班。劳动时，总该有人负责考勤工作吧，我被指派当了一名记工员，徐平治、金晓玲、王林金分别为二班、三班、四班的记工员，在那热火朝天拼命干革命的年代，当一名记工员还是挺荣耀的。进入十二月份，我们还忙着摘棉花，我们在上海是看不到这样白花花的棉花的。

在红星一场园林队，我们度过了进疆后的第一个春节{1966年1月21日}到66年3、4月份，我们四十多个同学被分配到各个连队劳动，我同郭天佑、张素帆等几个同学被分到红星一场一连劳动，在一连劳动期间，我被分配到四班继续当记工员，1970年3月初，我被调到红星一场学校任体育老师，就走后就让徐平治接替我，当了记工员。

我到学校后，当时还正处在文革期间，学校上课也不正常，学校的体育设备很缺乏，仅有一副光杆篮球架，在困难面前，我向在湖北褚口劳动锻炼的大哥联系，他给我寄来了文化大革命很少有的一本体育教科书，我就根据教科书给学生上课，还根据教学需要，和其他老师合作，做了十几个教学手榴弹。我们还请一场民兵连的于排长给学校打了第一付水泥乒乓球案子，我组织成立了学生乒乓球队，还组织同学在红星渠的桥墩上练跑步。初二班的王英同学是班长，可她就是不敢跑过桥墩，我就让男同学给她示范，并鼓励她要勇敢大胆，后来她能顺利跑过。我们还和组织学生进行篮球比赛，为红星一场培养了不少体育人才。

就这样我在学校一干就是一辈子，现在看着那两张老照片，任然感慨万分，内心充满了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