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中平藏解读日本改革(for《南风窗》2月下号)

去年10月25日，笔者在北京大学参加了由日本卡乐B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竹中平藏关于日本改革问题的学术演讲。

竹中平藏（Heizo Takenaka），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学派在日本的理论代言人、庆应大学教授。2001年4月，以学者身份出任小泉内阁主管宏观经济运行和改革的财政担当大臣（后又兼任金融担当大臣、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和总务大臣），开民间人士入阁之先河，备受小泉信赖，为其“构造改革”的制度设计者。

作为小泉的“经济宰相”、改革的总设计师，竹中挂帅的首相最高咨询机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成功主导实施了从旨在清理不良债权的“金融再生计划”，到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指向的邮政民营化改革，并在是年7月的参院选举中，以72万高票当选众院议员，实现了从学者到政治家的华丽转身。

受命于危难之际，不枉信任，不仅精彩地完成了小泉赋予的“维新使命”，创造了日本战后最长的景气增长，彻底驱散了泡沫经济的阴影；作为一名学者，竹中也在转型期的改革实践中获得了高度的自我实现。如果说，小泉在相当大程度上革除了自民党内派阀政治的余弊的话，那么，竹中则以一介民间出身的双料学者身份，颠覆了日本从来由官僚主导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行政命令体制。

出于对小泉的效忠及对“后小泉”时代自己制定的政策框架依然能够贯彻实施的期望，竹中将把自己的最后一票投给安倍晋三。但从安倍身穿燕尾服登上首相宝座的那一天起，竹中便回归了学者本色。跟小泉一样，竹中的“我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Pose也美到了极致。

乃至在北大的讲坛上，当学术演讲的日方主持人手里拿着刊登前首相安倍突然辞职后，日本政坛一些青年议员动议竹中参加首相竞选的报道的报纸，问其有无再次“出山”的意向时，后者一笑置之：没有什么比像现在这样，在校园里与代表世界未来的青年学生们，就真理、知识进行交流更令人感到快乐并珍惜的了——俨然还是学者本色。

领导者的激情与缜密的战略

回想跻身改革年代日本政治核心5年零5个月的时间，竹中感慨无量。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比“昆虫学者自己做了回昆虫”，以研究主体的身份客串研究客体——政策研究者变身为政策制定的责任者，并实地深入政治现场，做了一个弥足珍贵的“田野调查”。如此机会，不是每个学者都有的。

“推进改革，是一项极其艰辛的事业。这是因为，有太多既得利益分子的存在。如果我自己是既得利益者的话，也许我的第一选择也只能是维持现状。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抵抗势力的要素存在。有形形色色的改革。譬如在推进邮政改革时，财务省的官僚是支持者；但当改革改到特别会计制度和政府系金融机构头上的时候，财务省就会成为敌手。所以改革始终是与既得利益阶层的较量。

“有一个插曲，是我5年零5个月的政治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幕。2003年6月的一天，刚刚于5月17日决定了对RISONA银行注入公共资金，向全社会表达了政府对金融问题毅然决然的立场，股价也开始反弹。但经济状况依然相当严峻。我个人则在内心坚信，目前的政策是靠谱的。总理（小泉）带着我及数名秘书官等一行‘内部人’说好在赤坂王子饭店地下的中餐馆餐聚——但只是个幌子。总理进了饭店，把秘书官撂在那里，便带着我穿过饭店后面的厨房，径直钻进了一个饭店内部业务用的电梯，诡异得有如好莱坞电影中的情节似的。

“电梯通往一个会议室，里面已坐着一些像我一样从民间进入政府，并在政府中活跃的人士：日本银行总裁、邮政公社总裁、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总裁，等等。原来，总理召集这些成员过来，是要谈今后改革的问题。

“大家边吃边谈，各种话题，往来穿梭。突然，小泉总理对日本邮政公社的生田总裁说：‘生田先生，你将是最初也是最后的公社总裁，对，最后一任。’我吓了一跳，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不禁停住筷子，直视着总理。就是说，他说出一个天大的问题：生田总裁的任期是从2003年4月到2007年3月31日，而最初也是最后的总裁，意味着从2007年4月1日起，邮政公社将不复存在，即2007年4月，邮政公社将全面民营化——此为对此项改革实施大限的最初的表态。我完全被震住了，生田大约也被震住了。我意识到总理是以这种方式，对我下达了邮政民营化实施的指令。那一瞬间，我痛切感到总理对改革的某种激情、冲力，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意味着‘改革’这个关键词本身、原初的含义。

“回过头来看，选择那个时候发令，其实是经过了缜密的计算。因为，如果2007年4月开始民营化的话，从其正式雇员26万人，包括临时雇佣在内达38万人的世界最大政府机构的规模计，从决策到实施准备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这样的话，要想于2007年实施的话，便需在2005年出台法律，在2004年提出法律大纲，即确定民营化的基本方针；而要想在2004年确立民营化主要架构的话，2003年起，务须开始检讨。总理出其不意地提出问题是在2003年6月，事实上，从当年秋天开始，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我们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检讨。

“我在后来改革全面铺开的过程中，常常回想起这一幕。对改革来说，重要的是，领导者的激情及支撑其存在的缜密的计算、战略，两者缺一不可。

战略在细部之中，细节决定成败

“无论领导者拿出多么宏大叙事的大政方针，因为任何行政，无非是各种事无巨细的手续、事务性工作的集合体，官僚在具体事务上抽掉骨头，把方案‘去势’的做法是极其有害和危险的。因此，绝不能听任官僚作为，所谓战略在细部之中，每个细微的节点，从担当大臣、辅佐官，到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严加把关。非如此，改革殊难成就。

“举例来说，小泉政权成立一年半之后，我受命兼任金融担当大臣。在不良债券处理尚未有眉目之时，肩上又多了副金融的担子。当时的情况是，银行放贷额的8.4%，即1/12都是不良债券。而我们的目标，是用两年半时间，削减一半。结果，不良债权的比例下降到了1.9%的水平——金融机能重新正常化，避免了源自日本的世界性金融恐慌。

众所周知，针对当时被认为身患绝症的日本金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竹中开出的药方是“金融再生计划”，其实也无非是一系列事务性工作的集合体。“细节则细节矣，但很重要”，竹中说。例如，判断银行债权究竟是正常债权，还是要注意的问题债权，或者是有破绽隐患的危险债权，要用“收益还原法”（Discount Cash Flow）来判别。这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方法，此前银行也在使用，但并不要求全部用此法判定。因为如果全部用此法查定的话，不良债券会显著增加。而通过主银行制已经与大企业结成利益攻守同盟的大银行、金融机构，当然不愿意如实查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在操作过程中便会形成一些空穴。而“再生计划”的有效贯彻、实施，便要从手续上堵死这些空穴。如制定措施，在银行完成自查后，由金融厅介入，实行事后查定。资产的评估，由不动产评估机构来做的话，总会与实际有较大出入。关键是不放过这些出入，而公开之，看究竟差在哪里。实在不行，可交给市场去再评估。

再比如，对“延期税金资产”的处理问题。这是一种针对预算不良债券先行纳税，待不良债券的具体额度确定后，再把多缴部分返还性质的资产。因其具有不确定性，按美国的财务制度，要对此种资产设定上限，以阻止其过度计入，有去无回。但日本过去并无此类规制，乃至当时从银行总体来看，在自有资金中竟有49%属这类资产。针对这种情况，导入美国机制，设定上限，为“延期税金资产”装上了一道安全阀。

类似的环节，共有6处，“金融再生计划”便是针对这些细节的具体堵漏装置。政策在策定、实施之初，始作俑者的竹中本人受到了激烈阻击，大众传媒轮番上演“竹中计划过激论”。

“但我内心确信计划肯定行得通。”“事实上，在政策决策过程中，金融专家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真正助我一臂之力的，几乎都是从事实务工作的有志专业人士。”竹中深有感触地说。

“战略在细部之中，细节决定成败，与领导者的激情，正是这两点的有效结合，使改革取得了成功。我想，这对于今天的政权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遗憾的是，能从这个视角来看问题的专家太少了。

“所以，我常对年轻人说，制定政策是很难的。正因为难，才需要年轻人学习。但另一方面，政策专家是社会稀缺的人才，只要稍加学习，便可能后来居上，成为首屈一指的政策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