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把我的音响扔了，貌似没什么，但那是我大学时为数不多的财产。

大一时跟非本专业的同学住一个宿舍，结实了广西奇男子——韦政（我也忘了他名字的具体写法），据他自己说考大学考了三年（要么就是四年），也只考到我们学校；然后上学就坦言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回家养猪去（他是学习动物科学专业的），当时看来荒谬，现在竟然和丁磊、摩根等投行所做的事情一致，而且他又在那么早有了这个想法，足以显现其眼界之高远；我一直怀疑他耳朵不好，因为他的嗓门大到刺耳的程度；为人相当简单、耿直，到了缺少思考的程度，有一次玩跳水，纵身一跃跳入我们学校只有1.2米深的泳池，此后一段时间头上都是缠着纱布；偶尔也喜欢博出位，一段时间理了小贝的莫西干头，而且还染成了黄色，远远看去难免浮想联翩，后来大家都认识他了，“就是头上顶了一坨屎的那个”。大学一别后竟再没见过，我还是想念我这位耿直的兄弟的，希望岁月不要改变他太多，也希望尝尝他养的猪味道如何……

他还有一个优点我很是欣赏——会做音箱。他自己说家里一对一人高的音箱是他自己做的，当时我对他那个敬仰之情啊，我只会做小木枪，还把自己的手给砸伤过。当时是听摇滚最痴迷的时候很想有个好音箱，便给了他一个给我做音箱的机会（当时没钱要不没准弄个电吉他，每天唱唱失落、烦恼、不得志啥的，再摆个一脸苦大仇深，没准某个妹妹看上了，呵呵，扔个钢蹦啥的），苦于没有材料这个事情就搁置了好一段时间。

大二了，呵呵，我们的天下了。感谢学校，生怕我们这级男生的都打光棍，在一个有两座小楼的小院中，把男生安置在12号楼女生在相望的11号楼，不需要鹊桥，在小院共同的出口就可以相会，当时我们最大的乐事就是踢球后在小院的小卖部喝着可乐看美女，呵呵当时的感觉就是“夫复何求”。除此等便利之外，就是空闲出很多屋子、很多床，可以在学校独享一室一厅的待遇（楼道即为厅，宿舍即为室），于是乎我的音箱八字有了那么一小撇——我们打起了多余床板的主意，当时的床板是用木屑等压制而成的，坚硬、厚度够、隔音，是做音箱的好原料，也忘了是哪借的锯，王仁钢同学（一个山东矮小粗壮版郭德纲，大忽悠）自持练过几年铁砂掌觉得自己力气大，给我那狂据床板，告诉我如何才能锯的直，我锯的歪七扭八，王同学看不下去，自己锯，不出两天，一对音箱的12块板子有了。但缺少沥青和棉花，棉花好办，我去马连洼市场买回了足够做一条棉裤一样多的棉花，但是平时修路多的是的沥青，当时却一点都找不到了。好人还是有的，又一学期开学后师龙同学在承诺了我之后，大老远的从新疆给我背了几块沥青来，此人一向动嘴不动手竟做此等好事，我现在仍是不解。

我与韦政同学游走于新街口的音像市场，留着口水看人家一对对巨牛的音箱，在某小市场的某个小角落，我花200多买了最便宜的功放（新街口这个鬼地方，厕所少，我们花了比买东西还多的时间找厕所来着）。又花了些许钱买了一对低音喇叭和一对中音喇叭，喇叭好像是南鲸牌的我印象中，但没有高音喇叭，这就是我的音箱为啥一直低音能沉下去而高音很牵强的原因。回到学校，韦政把自己关在小屋中一阵叮叮咣咣，一天后一对音箱成了。我那个喜极而泣啊！

当时最喜欢把音箱开的好大，放着或是吼叫或是低沉的摇滚乐，享受着那种刺激。确实刺激，上铺的猴子同学也是这么认为的，“音箱开那么大干吗”，叽里咕噜从上面窜下来把音量调小，后来他迷上了游戏“英雄无敌”，有求于我，便也不觉得刺激了呵呵。

当时是两个音箱及一个裸露着电路板和变压器的功放（实在没钱买功放的壳了），时常会漏电，电的猴子同学龇牙咧嘴的，又转过了一个学期，韦政同学千里迢迢的从广西给我背过来一个硕大的功放外壳，装好后算完满了。

算起来我的这个音响从最初动手到最后成型历时有两年的时间，原材料也来自四面八方，期间也倾注了我及很多同学的心血，更是我大学时最值钱的家产，虽外表丑陋，我却很是喜欢，用了很久，到了最后电路也有问题也一直不舍得扔，到现在有10年了。实在没用了，斗争了很久，狠了狠心，今天扔了。

更多是因为它代表了我大学的记忆，很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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