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AHL业绩强劲反弹，截止10月底，旗下管理的资金上涨15%。公布业绩后，推动母公司英仕曼（Man Group）集团的股票连续走高，超出金融城分析师预期。英仕曼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对冲基金，而AHL是英仕曼公司的旗舰基金管理人，为全球最大的管理期货 (Managed Futures)经理人，所管理的资产超过210亿美元。

“AHL今年业绩反弹，原因是什么？”我问AHL首席执行官黄文耀（Tim Wong）。他表示，主要原因在于，AHL的电脑交易模型对今年持续低利率的市场环境及美元走软判断准确。

然而，AHL管理的基金去年表现可不理想。仅在第四季，AHL管理的基金资产就缩水12亿美元。 对此，黄文耀表示：“我们的基金规模去年有200多亿，基金每个百分点的波动都会是个较大的数目。”

那么，AHL管理的资金去年缩水超过16%，他是怎么想的？ 黄文耀表示，当然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管理的基金下滑。“但是，你看我们的平均波动率的话，就会发现这是我们设定的最大年波动率，大概是16%或17%，” 他说：“看业绩的话，应该看三年到五年。”

当时，AHL管理的资金缩水后，有一些分析师质疑，说AHL电脑系统交易模型失败了。对此，黄文耀的反应坦然。他说：“这个说法，我从92年就听到了。 ”

黄文耀解释道，他1991年10月份加入AHL，三个月之后，公司管理的资金就缩水了约10%。那时，就有分析师说，在70年代、80年代，电脑系统交易可行，可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出现变化，这种模型不灵了。比如，在1994年，AHL管理的基金表现不佳，又有人质疑电脑系统交易。但从1995年到1998，公司业绩都是赢利，尤其是1998年，回报率约40%，这一说法就听不到了。后来，在1999年到2001年的18个月中，公司管理的基金上下反复，表现一般。那时候，又有人出来讲，AHL的模型失败了。 在2001年到2004年中，AHL管理的基金持续赢利，电脑交易失灵之说再次消失。总之，每过几年，总有人对电脑系统交易的模型提出质疑。

什么是电脑系统交易？

目前，市场上盛行依靠电脑模型运作的系统交易，其英文均为System Trading。系统交易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像AHL这种由人研发电脑模型和交易策略，然而用模型去分析数据，代替人做出买卖决定。另一种，则是用电脑系统进行高频交易，即所谓的算法交易(Algo Trading)或高频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前者注重分析市场数据，跟综市场趋势；后者注重造市(Market-making)，做一个买卖价，赚价差。当然，也有不少投资人运用高频交易策略进行投资。

黄文耀介绍，前者以研究为主，以对市场的方向判断为主。后者如同经纪人，利用价差赚取利润。二者的区别在于：“如果你是投资股票的，自己去买股票，你花了时间，分析股票是升还是跌，做空还是做多，这与我们的系统交易模型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要是你去找经纪人，不管市场是涨还是跌，他都可以赚取价差。”

那么，AHL的系统交易模型是怎么回事？根据AHL首席科学家、研究开发部主任安东尼o莱德福（Anthony Ledford）博士的说法， AHL的管理期货，靠的是设计系统模型，在市场出现一些可预测性的趋势时，对其加以确认，并去抓住这种可预测性，从而获益。从本质上来说，管理期货是一种系统性的投资工具，通过电脑运行，实时处理数据，并实时作出交易决定。与多数投资者的不同之处在于，AHL采取的是一种完全的量化方法和系统自动交易。不是由系统作出买卖建议，然后由人主观地判断是否采纳。这里，没有任何主观因素。而且，AHL只做电脑模型提出的买卖交易，对此，交易员完全照办，没有异议。

我问黄文耀：“一旦电脑模型做出买卖决策后，你们真的是百分之百按照模型的交易指令执行？”

“对。” 黄文耀答道。我进一步问道：“这个时候，就按照系统的指令执行交易，人就不再干预？”“系统做出决策后，我们的交易员，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把交易完成。” 黄文耀答道。“现在，大概有40%的交易量，已经完全没有人参与，电脑直接把指令发送到自动交易系统完成交易。”其它60%的交易量会发到交易员手中，这时，交易员可以对合约下单的数量步骤略有控制。但黄文耀强调：“如果指令是说，做多一百张合约，我们的交易员不能说，现在价跌了，我不买这么多，我买少一点，（这）不可以。但是，他可以说，一百张，把它分开三次去做。”

与依赖基金经理进行投资决策的大部分对冲基金相比，完全按照电脑模型指令进行交易是不是更好呢？

“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电脑比人好，而是要了解电脑与人进行交易有什么不同，理解电脑和人在决定投资方面的优缺点。” 黄文耀说。“基金管理，用电脑的好处是，成功不是因为一个人或几个人，而靠的是一个系统，几十年来，都可以持之以恒地系统地进行交易。”他接着说：“有些对冲基金，靠的就是一两个人，他们的业绩非常出色。可一旦退休，没人可以替代。一旦明星交易员退休后，这些小的对冲基金就消失了。从长期来看是很难持续的。”

黄文耀认为，电脑模型的好处还在于，电脑没有情感，不会感情用事。最好的交易员，比电脑好，就突发事件来说，交易员就比电脑好。但是，最好的交易员不可能一天24小时把握机会，不可能24小时不睡觉。何况，不好的交易员多过好的交易员。所以，电脑模型平均比交易员好。

概括来说，依赖电脑模型的系统交易有三大特点：

一是积少成多，电脑交易可以持续操作，只要有好的机会，就可以不断地交易。与人相比，人可以把握大的、重要的机会。对电脑来说，只要地上有一块钱，一角钱，无论是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把它拣起来。人要找的是一块黄金，不可能到处去拣一角钱。而电脑不同，它可以从早到晚，不停地去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二是电脑不会感情用事，很少有人会不受情感影响，出现突发事件，如金融危机，或赔了钱，家里有人生病，都会影响人的感情，从而影响交易决策。电脑则不同，电脑不会感情用事，赔了钱与“我”无关，没有“我”的事，没有压力。

三是电脑的表现稳定，好的交易员不会总有出色的表现，比如，换一个环境，换一种交易情况，交易员并不会在任何环境都做得好。相比之下，电脑交易系统的连贯性就好。

“我并不是说，电脑比人好，而是电脑交易的业绩平均比人好。” 黄文耀表示：“期货市场投资，是一种零和游戏，这与股市不同。在期货市场上，有人赢就会有人亏。不是你赢，就是他赢。因此，电脑交易相对于交易员的这种稳定性十分重要。”

AHL和Man的商业模式

AHL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量化管理投资公司，成立于1987年，公司以三个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合成。AHL完全采用电子交易，每天24小时，不停地在全球100多个市场上交易。

AHL和英仕曼集团总部，座落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蔗糖码头，距塔桥和伦敦堡不远。英仕曼集团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聘有1700名员工，遍布世界各地15个城市，其中包括纽约和香港。在今年收购了对冲基金GLG之后，英仕曼管理资产高达67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Bridgewater(非上市公司)的全球第二大对冲基金。

英仕曼集团(Man Group)拥有217年的历史，由詹姆斯o曼(James Man)创建于1783年，以自己的姓Man给公司命名。詹姆斯本是一位桶匠，做的木桶用来装糖装酒。他发现买木桶不如买桶里装的糖酒赚钱，便于1783年创办了英仕曼蔗糖和经纪公司，这一年詹姆斯28岁。

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盛行饮朗姆酒，每天为海员定量供酒。而朗姆酒是以甘蔗酿制而成。由此，英仕曼集团专注于开发蔗糖与朗姆酒业务，并在公司成立的第二年，成为英国皇家海军朗姆酒的独家供应商。这一合同延续了186年，直到1970年英国皇家海军终结向海员供应朗姆酒这一传统为止。

鉴于酿制朗姆酒需要蔗糖，英仕曼集团便从非洲和加勒比海常年大量采购蔗糖。蔗糖和朗姆酒产量、运输和价格，均会受到气候、海啸及战争的影响。为了确保蔗糖和朗姆酒价格稳定，英仕曼集团由此从事蔗糖期货，并扩展至咖啡、可可等其它大宗商品期货业务。

由于英仕曼集团长期从事期货，是期货市场上的主要交易商，英美其它交易商也会请其代理期货，英仕曼集团便进入期货经纪业务。

纵观英仕曼集团两百多年的经商之路，可以看出一个简单的模式，即不断转型从事利润更高的业务：做酒桶不如卖酒卖糖，就转型卖酒卖糖；卖糖酒不如卖糖酒的期货，那就转型卖期货；做期货对冲又不如做期货的经纪；由此，就成为所谓基金的基金(Fund of Funds)，并在在1989年至1994年期间，逐步收购了新型的电脑系统交易公司AHL。

而AHL的商业模式则是，通过电脑模型系统的、可预测的方式，在市场趋势出现时，发现、确认市场趋势；然后，在期货市场上持仓，去发掘市场趋势的可预测性。如果准确预测到了市场动态的方向，就能够使其管理的基金增值，从而为客户赚取利润。

期货投资的风险管理

期货市场是零和游戏，不是你赚我赔，就是我赚你赔，只有输赢，没有双赢。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AHL如何使 所管理的客户资产增值而不是减值？

黄文耀认为，要想为投资人赚钱而不是赔钱，最重要的就是主动去进行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做得不好，就会把本钱赔掉。风险管理是每一天要做的事。”他说：“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危机引发的风暴…….如果能够主动地管理风险，那么危机来临时，第一，对手退出，你还在；第二，你可以把握风暴中的机会。”

AHL的电脑系统交易模式，是跟踪市场趋势(Trend Following)，即市场出现上涨趋势时做多，出现下跌趋势时做空。黄文耀把跟踪趋势比作测量温度，看看市场有多热。“我们的工作有三步：第一步，量温度，收集市场数据；第二步，研究市场数据；第三步，做预测。” 黄文耀说：“预测不可能100%准确，因为不能知道是否预测正确，所以要把风险控制好。（如果）今天我们的基金上涨很多，我们的看法是，这也是风险。如果增值的幅度超过了预期，比如上涨3%，我们会问自己，这是不是告诉你，换一种情况，我们会不会下跌3%？”他表示，控制风险，不是盯着明天能否获得多少收益，而是要做好交易模型。如果模型是好的，就迟早能为客户赚取可观的回报。

在2009年，全球市场波动很大。我问黄文耀，AHL基金缩水的原因是否如一些分析师所说，在于美国和世界各国政府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干预市场？

黄文耀认为，AHL去年回报不太理想，不是因为量化宽松政策，也不是由于政府干预。“去年的问题是：第一，我们的策略没有找到很多明显的趋势，除了股票市场之外，其它的(市场)，比如说，债券和外汇市场，趋势就不明显。但是，一般年份基金也不会下跌那么多。去年，所有国家和所有干预政策，都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发生的。所以，比如说，如果美国政府干预，我们在美国市场没有获得正收益，但如果其它国家没有同样进行干预，我们有可能获得弥补，或者，不一定能赚钱，但不一定下跌那么多。去年的时候，所有的国家……同时协调动作，我们的交易模型在大部分的市场表现都不是很好。”

“基金下跌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会下跌？” 黄文耀接着说：“那是因为大部分时候，市场的（趋势）不明显，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但是，一般年份，特别是在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不会每个国家都几乎用同一种策略去控制市场。有人说，这是因为QE。其实，在10多年前，我们也经历过。日本时不时也在实行QE政策，去购买债券。那时，即使有QE政策，我们的模型也能抓住趋势。所以，不一定是因为QE，是因为这次各国同时出台救市政策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我问黄文耀：假定全球经济再度出现危机，美国、欧盟和中国政府协调救市，AHL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黄文耀表示，如果政府的政策是管控市场，例如管控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价格的话，AHL的模型就较难发现和利用市场的趋势。因为AHL系统交易模型依靠发现和跟踪趋势，如果价格没有趋势，交易获利的机会就会少一些。当然这取决于政府对市场的管控力度。如果各国政府政策协调有效，的确可以减少所有市场的波动，系统交易可能发现较少获利的机会，但也不会下跌太多，因为波动小。

“但怕的就是，” 黄文耀说：“各国政府稳定市场价格的政策效果不好，反反复复。 ” 黄文耀表示，在经历了去年的情况后，他们将要判断是否各国政府会像2009年一样，在同一时间行动，采取同类的市场干预措施。他说：“如果我们可以看得出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降低我们的仓位。 ”

“看得出吗？ ”我问道。

黄光耀表示，首先要看各国政府是否再次协调行动。比如，在今年年初，许多国家政府说，目前经济依然不稳定，应该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但是，一些政府采取措施，一些政府什么也没做。所以，对AHL影响不是很大。AHL的模型虽然没有亏钱，但是，也没有赚大钱，黄光耀说：“它们说的是一回事，它们做的，真的做不做得到，又是另外一回事。 ”

黄文耀表示，事后判断，2009年时各国政府协调救市的政策是比较明显的，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各国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协调就市。他说：“对我们来说，2009年的教训就是，当下次再发生金融危机，如果各国政府一致采取行动，我们的风险控制工作要做得更严谨一点。”

“如果各国政府协调干预市场，你们会怎么做？ ”我接着问。

“要是它们一同干预债市、汇市，” 黄文耀说：“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就比较高，因此可能会减少仓位。”他表示，如果只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干预市场的时候，就风险而言，AHL是可以接受的，这与自然风险是一样的。例如，在农产品期货市场上，突然发生的自然灾害是难以预测的。如果只是发生一两个国家干预市场，可以通过在其它市场的投资去分散风险。但是，如果所有主要国家政府一致行动，那就无处避险，可能只好减少仓位。

那么，AHL具体如何操作？会不会经过几个月研究之后，了解到政府会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影响市场，就对电脑模型加以改动。黄文耀表示，就模型变动而言，不会发生在几个月之内，模型变动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比如，911恐怖袭击，甚至两国爆发战争，这种情况下，AHL的交易员会如何处理？

黄文耀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公司所有的人，包括风险管理人员，都会与交易员一起行动，共同应对紧急情况。首先，可能暂停交易，修改风险调控，重新发出交易指令。有时，虽然发出交易指令，但交易所可能已经停牌，那就有时间对指令重新加以确认。经过紧急商讨后，看到市场风险高了，会把新的风险指数放入电脑模型的交易系统中。当系统再次启动后，它就会发出新的风险控制指令，表明现在市场风险程度提高了，要减少头寸。系统就会自动会发出指令，自动去减少头寸。

“风险管理就是要管理好仓位，我们不会去做赌博和冒险的事情。” 黄文耀表示，这是电脑模型的系统交易与完全由人来决定交易两者最大的不同。比如，有的交易员做交易的时候，可能看准一个机会肯定赚钱，自然不会减少头寸。但电脑模型关注的是减少风险。黄文耀说：“分散投资，利用统计学和计算概率，有时虽然分析表明我们赚钱的机会比较大，但结果并不一定会肯定赚钱。所以，我们要注重风险管理。”

我接着问他：“一些分析人士称，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上，美国每逢选举，或者每逢中美战略经济会谈，美国就会向中国施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人民币似乎大多会升值。你们会在系统中会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考虑进来吗？”

“我们不会考虑人民币会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 黄文耀说：“但是我们将分析，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会不会加大。风险高的时候，我们不管市场是升还是跌，我们都会降低仓位。”黄文耀接着说：“我们十分注重控制风险。系统交易赚钱最多的时候，常常是有一些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因为，就概率来讲，只要我们赚钱的机会超过亏钱的机会，我们就可以赢。从长远来讲，一个风险控制较好的系统，一定会减少盈利的程度。但是，由于换来较低的波动率，也就降低了发生较大亏损的可能。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风险程度降低了，你就不能要求过高的回报。”

“在金融业，有很多创新的产品，导致许多银行实际上破产了，结果要靠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给银行纾困。”我就金融风险向黄文耀提问：“随着系统交易进入主流，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采取这种电脑交易。在金融市场上，系统交易这类金融交易工具会不会成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武器”？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黄文耀说：“所以，你不能说一种金融工具是好，还是不好，要看你怎么用？”他认为，关键是鼓励人的良好行为，平时要培养一种文化，鼓励人做一些对社会有利的事情。问题有时候并非在于金融工具是简单还是复杂。简单的金融工具，一样可以导致金融危机。

至于解决办法，黄文耀表示应从两处着手：“一是从市场文化方面入手，利用奖金或其它的途径，鼓励负责任的长期行为。第二，要研发合适的监管工具。你说你的(金融)工具如何好，但是，如果其它平台不能有效配合的话，就不应该允许这种(金融)工具。”

AHL管理的基金业绩今年出现反弹，走出了去年资产缩水的低谷。英仕曼集团首席执行官郭栢德(Peter Clarke)11月份表示，AHL三分之一的基金已经超过高水位(High Water Mark)，另外15%的基金距离高水位仅差1%-2%。

高水位一词指的是，基金净值回复到曾经达到最高水平时，基金管理公司才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分享基金增值部分，作为对基金经理的奖励。在对冲基金行业，通常流行2-20的收费标准，即对所管理的基金收取2%的管理费外，如果业绩表现良好，超过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即高水位，则可针对超过高水位之上的部分收取20%的业绩表现费。

时近年底，我问黄文耀：“这是否意味着你自己可以多拿奖金？你员工的奖金也会多很多？”

“我们的奖金，注重公司长远的业绩。” 黄文耀表示：“当公司赢利状况良好时，当然会拿出一部分来奖励员工。但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发奖金的时候，也会告诉员工，这是为了公司长远的业绩。”

黄文耀介绍道，AHL的奖金制度，采取现金加股票期权，尤其对高层管理人员来说，拿的是延期派发的奖金，分两年、三年、四年来发。这一作法，十几年来，一向如此。“我们的业绩，可能各个年份不同，” 黄文耀说：“要是今年发放了很多奖金，下一年，要是业绩不是那么好的话，怎么办？就给很少奖金吗？所以，我们说，每个人要拿到应得的奖金，要在公司呆三年、四年。这种周期与我们公司业绩的平均表现差不多。我觉得，这是好事。不会鼓励员工产生‘今年我就赌一把吧’这种想法。当然，这在我们系统交易的情况下也是比较难的。”

黄文耀认为，就奖金而言，对员工最好的鼓励是，今年做得好的话，就会拿到好的奖金。一些奖金是与公司股票挂钩的，一些奖金要等到明年、后年、大后年才拿到，而且拿的也是公司股票。这样，会鼓励员工关心公司关心公司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在我们这种以电脑模型进行系统交易的公司，关键是要控制风险。避险，员工人人有责，他们不会为了今年多得奖金而不顾公司是否明能够生存。

对投资银行自营业务的奖金方法，黄文耀认为值得商榷。因为如果他们的交易造成亏损，亏的是公司的钱，大不了就是失去工作，没有奖金，明年他们可以去别的公司。“但是，他们赌得大并且赌赢了的话，奖金非常高。” 黄文耀：“要是他们奖金没有上限，要是他们自营的话，冒的风险就偏高。如果奖金分几年发放，也许他们就不会冒太大的风险。”

黄文耀表示，AHL与其它期货管理公司不一样。其它基金，鼓励个人竞争，鼓励不同团队之间的竞争，钱成了唯一的动力。彼此相互沟通较少，不是一个合作的环境。“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满自然的。”他说：“我自己觉得，如果一天干18个小时，一周做六七天，短期效果可能会好，但AHL的企业文化，关注的不是钱。”

那么，AHL关注的是什么？“我注重的是智力和文化认同。有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我们这儿，看重的只是钱，追求的不是研究，只是向钱看。” 黄文耀说：“这样的人，我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些研究，不知何时出成果。如果每项研究，都只考虑钱，都问‘你给我多少钱？’，工作就没法做了。你应该先把工作做好，再谈其他。”

黄文耀当上AHL首席执行官后，注重合作研究的工作方式。“这种文化，AHL起初就有，我91年加入AHL时就是这样，”黄文耀说道。AHL被英仕曼集团收购后，基本保留了这种企业文化。”他接着说，“我当上CEO后，很怀念当年那种大学研究的气氛，就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文化氛围，逐渐慢慢把AHL不同的团队置于一个合作的环境中。”

除了奖金之外，AHL与其它对冲基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与牛津大学合作的量化金融研究中心。

在2007年，AHL和牛津大学联合创建了OMI量化金融研究院(Oxford-Man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Finance)，投资13.75百万英镑。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金融研究中心，涉及学科包括经济、工程、统计、数学、计算机和工商管理。其主要目标是，研究开发量化金融(Quantitative Finance)模型，确保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培养新一代的量化金融人才，并开发下一代的金融投资模型。

我问黄文耀，与牛津大学合作建立金融研究院是不是跟他从牛津毕业有关？“没有，没有关系。”他否认道。我接着问他：“没有直接关系吗？”“没有直接关系。” 黄文耀说：“当我去找一所大学时，当然，第一所我去找的就是牛津。但是，第一次我去找的时候，没找对方向，找大学的一个部门谈，没有谈成。后来，又去找了其它不同的大学。”

“哪些大学？”我问他。“这个不能说。”他表示。“帝国理工去了吗？很近嘛。”我追问道。“这个可以说，” 黄文耀表示：“我们没有特别去找伦敦大学，因为我们在伦敦，可以跟伦敦的大学有多一些合作的机会。当然，UCL、帝国理工、伦敦经济学院，它们都是可能的合作对象。因为在伦敦，与它们合作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

为与学术界合作创建量化金融研究中心，黄文耀在欧洲和英国走访了六、七所大学。跑了一圈之后，还是回到了牛津大学。这次AHL通过介绍在牛津大学找对了人。牛津大学的有关部门对AHL量化金融研究的提议不仅理解，还提出一整套计划，比AHL起初的想法更为全面。

当时，牛津大学没有金融学系。黄文耀介绍道，在与对冲基金合作成立量化金融研究的问题上，牛津大学有兴趣，有计划，也有具体想法。为了与英国金融业建立合作关系，让金融理论与金融实践相辅相成，同时能够让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与金融业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牛津大学提出，量化金融研究院应该由几个不同的学科参与。应该有工程学、统计学、数学、经济学等，还应包括法律和工商管理。牛津大学还提出，AHL的员工应该与牛津的学者在同一地点、同一栋大楼里工作，以确保双方合作相互融合。

这些建议都与黄文耀的思路不谋而合，因为他不想仅仅与大学的某一个系科合作。如果只与大学的一个部门合作，从效率、效果上来说，都不理想。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牛津大学一开始就找到许多院系，参与合作，共同研究发展量化金融科学。“在很多大学，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常常不易，” 黄文耀说：“它们各自为政，你与一个部门合作，别的部门可能就不愿意介入。”

作为一家期货管理公司，AHL为什么有兴趣与大学合作进行量化金融研究？“我们的团队，与一流大学的研究一样，要找好的研究人员，不同类型的专家，彼此分享想法，相互讨论。需要一批顶尖的人才，互相帮助，协调工作。” 黄文耀说：“我们从大学招来的研究人员，离开大学来到我们这里，有很大改变。环境不同，这里是金融市场，是一个商业环境。” 黄文耀表示，如果员工只做自己的研究，远离学术界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缺陷。

成立了OMI量化金融研究院之后，AHL一部分研究人员常驻在牛津大学，而在伦敦的研究人员，也经常到牛津工作，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黄文耀说：“他们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讨论，可以接触国内外来访的专家和学者，包括诺贝尔奖获奖者，到处可以接触到最新的研究题目。喝杯咖啡时，就可以和学者、教授，一起聊天，可能产生许多灵感。”

在全球对冲基金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黄文耀作为香港来的华人，坐上了AHL首席执行官这第一把交椅，为英仕曼这家全球最大的上市对冲基金管理210亿美元的资产。我问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我没有想过，没有特别想过，” 黄文耀想了一下说：“做这份工作，是因为我觉得有兴趣，现在我也觉得挺喜欢我做的事。” 黄文耀说，这可能与他读工程学有关，也与他对市场感兴趣有关。他喜欢想问题，喜欢为问题找到解决方法。在对冲基金行业，每天看到不同的市场数据，然后进行分析，对市场趋势作出判断。所以，做好这份工作，既要对数据有兴趣，也要对市场有兴趣。

那他为什么对二者都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我从香港来的吧，”黄文耀说，在香港，从小到大，所有的朋友都对市场有兴趣。我问他，香港不还出了很多歌手吗？黄文耀说，要是唱得好的话，可能会去当歌星，李克勤就是他中学时的朋友，后来成了香港当红的歌手，可自己唱得不好，但喜欢科学研究。

黄文耀说：“在香港，不是很多人喜欢做研究。但是，喜欢市场的，是太多了，大多数人都喜欢市场。很多香港人都觉得，市场是赚钱，他们的生活，谈的也是市场。我从小就对市场有兴趣。” 他接着说，读完工程之后，找到AHL这份工作，既可以研究数据，又可以分析金融市场，觉得工作很有趣。

我问他，在AHL当上首席执行官，关键靠什么？是否因为他给公司创造了很大的价值？“希望如此，希望从前是这样，未来也是。”黄文耀：“做CEO的话，我觉得，对你要有两种要求。第一，在投资管理研究方面，要对公司有贡献，要研究、开发不同的模型。我是91年加入公司的，我参与的第一个模型，在92年年底完成，算是一种创新……我们公司做的就是投资管理，所以你对公司要有一定的贡献。第二，我觉得，你对人的管理也要有兴趣，你要有自己的办法去做（对人的管理）。很多研究员，可能是非常、非常好的研究员，可是对管理团队没有兴趣，很多非常聪明的人都不想去管人。”

“你为什么对团队管理也有兴趣？”我问他。“很难解释，可能跟我读工程也有关系吧。读工程的人，跟读数学的人，跟读统计、读其它科学的人（相比），可能有一点区别。” 黄文耀表示：“读工程的人，你想的就是去解决问题。你最想的，就是解决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呢？很多时候，需要不是你一个人去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你要跟不同的人合作去解决一个问题。你读工程的话，很多时候，很多你做的事，要去跟别人合作，你要了解别人，才能解决问题。” 黄文耀认为，一些读理论的人，可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理念。不愿花时间去解决具体问题。在AHL当管理人，需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如与写电脑程序的人沟通，或者需要交易员的参与。相比之下，一些读物理的人，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所以，我觉得，” 黄文耀再次说道：“读工程对我的影响是挺大的，比较务实一些。”

我问黄文耀当上CEO之后，如何做好这个工作？ “幸运的是，在AHL，每过几年，市场都会有不同的挑战，市场有变化，公司有变化。” 黄文耀说：“我刚开始加入的时候，公司管理的资产是3亿美元，现在是200亿美元。你面对的问题，你的策略，你的战略，你的业务，都不同，都要去适应。”

“当CEO之前，你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我问他。黄文耀表示，每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否喜欢你的工作。“当我独身、还没有成家的时候，放假时可能也会工作。” 黄文耀说，现在有太太和小孩，要分一些时间给他们。“当我还是独身那时，白天工作，之后可能跟老板和其他人去酒吧喝酒，谈的也是工作，工作就是我们的喜好。”他接着说：“我还记得，刚加入公司的时候，白天工作到大概五点钟，就去酒吧，喝些酒，松弛一下。六点半，又会回到公司再工作。因为，有些时候，你想不出解决方案时，不应该一定要坐在这里工作。也许，去喝喝咖啡，走动一下，效果会更好。”

“那时，你周末干什么？”我问他。“也在思考这些事情。” 黄文耀说，这与在大学做研究一样，思索是随时随地的，难以固定时间和地点。包括周末，也是一样。比如去打球或是做什么其它事情的时候，若想到一个问题挺有趣，就会去想一想，研究一下。他说：“你不可以说，你是九点上班，五点下班，之后，就可以完全不想研究。我也不知道这是可喜，还是可悲。”

我问他：“做CEO之后，还有那么多时间想研究的问题吗？会不会用更多的时间去应付其它管理上的事情？”“对，这是一个比较难适应的一个方面。” 黄文耀说：“当初，从不管人，到当了CEO之后管人，再到现在管多一些人，慢慢地要适应。对我来说，这虽然与做研究思考的内容不一样，但也是需要思考解决方案。比方说，我们刚刚有这个新的运作平台，几时可以完成？完成之后，对公司运营有什么影响？我应该与谁去商量如何好好利用这个平台？这都是要思考的问题。我读的是工程，有问题，我就去解决，不管它是什么问题。但是，全部的问题都是围绕在如何让投资达到好的回报，而好的回报在于如何做好研究，做好模型。”

“你现在还要管家，管孩子，那你几点上班？几点下班？”我问黄文耀：“你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做得如何？”“现在可能是八点半左右上班，通常我不会晚于六点下班。” 黄文耀表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不算太差吧。”有些时候，也可以自行调整，如果处理电邮、看报告，可以在家里做，省掉上下班路上耽误的时间。他说：“对我们来说，这个不太重要。”我问他：“你是说，这种上下班时间，对你们来讲，对你们这些做研究的、经常思索的工作来说，几点上下班不是很重要？” 黄文耀说，他们是鼓励弹性工作的，如果晚上班，那就晚一些下班。他们做的是长远的研究项目，关键是要出成果。

我问黄文耀今后工作上的挑战是什么？“未来几年，管理期货进入主流，在对冲基金里面，管理期货是很大的一块，未来的挑战是，竞争会加剧。” 黄文耀表示：“我们要加强研发，争取更好的业绩，我们要招揽一些好的人才。”

在AHL公司网站上，谈到公司人才战略时，如此写着黄文耀对人才重要性的看法：“我们人才的质量，他们智力上的好奇心，还有他们对不断创新的渴望，是AHL成功的关键所在。”

黄文耀曾讲过，他喜欢招学工程的，少招MBA毕业生，除非他们愿意忘记所学，愿意从头学起。我问他为什么？“MBA在商学院学的东西，与市场和现实情况不符，” 黄文耀表示：“比如，他们在学校学的是市场有效理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我们就没法赚钱了。如果你信奉所学，对所学根深蒂固，那我们很难改变你。”

在AHL工作，需要研究大量的市场数据，试图理解什么是市场上可预测的，什么只是市场上的数据噪音。而AHL员工设计的系统，是把市场上的可预测性挖掘出来。至于价格是上行还是价格会下跌，都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良好的风险管理方式，正确把握市场走向。整个过程均由研究主导驱动。

那么，根据对市场的研究设计电脑交易模型时，黄文耀录用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最重要的是，要有分析数据的经验，因为我们做的很多事要利用统计学，靠很多数据，要看很多年前的市场数据，分析哪些因素，哪些变数，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走向。” 黄文耀强调说，一定要有分析大量数据的经验。他接着说，统计学、概率学、工程学、物理学、计量经济学、量化分析的人才，都比较适合。比如，黄文耀聘请的有些人，读的是统计，研究是自然灾害。总之，AHL的研究工作，需要分析大量的数据，需要有用电脑分析研究大量数据的经验。这些人才可以来自很多不同的学科，有很好的学历。他说：“大家背景不同，但是需要有编写程序和分析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我们这里有不少剑桥、牛津毕业的博士生，但不论研究背景如何，都是通才。”

“这些人才就读的大学很重要吗？”我问他。“当然，来自比较好的大学更为理想。” 黄文耀说：“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最重要的是能力。”他表示，AHL与牛津大学合作，成立量化金融研究中心，就是想靠牛津大学对其它各国的学者精英吸引力，可以更多跟这些学者、学生有接触。黄文耀说：“要是我们觉得，他们做的对我们的研究有帮助，就可以去接触他们，有些学生读完博士之后，若想出来工作，也会看看我们的公司给他们的挑战，对他们适不适合。”

我问黄文耀，招聘人才时，他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开放的心态，”他说：“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多。而是否具有开放的心态，是最聪明的人和聪明人的区别。这也是聪明和智慧的区别。而聪明与智慧的区别在于，对学问是否看得透彻。”

最后，黄文耀还是三句不离本行，再次提到工程学，他接着说：“学工程的人，最注重的是效果。以过河为例，过河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乘船，游泳，或架桥，只要过了河就行。理论并不重要，工程师要的是效果，要的是看得出来的效果。”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