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说我现在觉得她美得惊人，几乎令人窒息。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给我这种感觉，无论男女：我曾在他们脸上读到的那种矛盾情绪烟消云散，唯独留下一种摄人心魄的神采。我觉得这有点儿让人害怕——它太随意，太强烈——虽然从某方面来说，这看起来基本上是很正常的反应，就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突然遇光会眼花一样。而且，在过了十八年觉得人人都面目可憎的日子之后，我不准备抱怨这五个人看起来像天使一样的感觉。

杜兰尼问道：“你饿吗？”

我不得不想了想这个问题，“饿。”

一个学生把准备好的食物端过来，和我星期一吃的差不多：沙拉、面包圈、奶酪。我拿起面包圈，咬了一口。很熟悉的口感，味道也没变。两天前，我是带着通常所有食物都会给我的轻微恶心来咀嚼吞咽同样的东西的。

热泪滑下我的脸颊。我没有欣喜若狂；这种体验和嘴唇干裂流血时从喷泉里喝到水的感觉一样，既有点不可思议，也有些疼。

一样的痛，一样的难以抑制。我吃光了盘子里的食物后，又要了一盘。吃很好，吃是正确的，吃是必需的。当我吃完第三盘时，杜兰尼坚定地说道：“已经够了。”我摇头，想要更多；她仍然美得超凡，但我却愤怒得想冲她尖叫。

她抓住我的手臂，让我停下来，“这对你来说将会很难过。你的情绪会经常像这样如波浪般翻腾起伏，涌向四面八方，直到开关网消停下来。你必须尽力保持平静，保持清醒。神经假体让很多你并不习惯的事也变得有可能发生……但是你仍然没有失去控制。”

我咬了咬牙，转开脸。在她的碰触下，我立刻痛苦地勃起了。

“是的，”我说，“我能控制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里，神经假体带给我的体验变得越来越不强烈。我几乎可以想象出这个开关网最粗糙、最不契合的边缘部分——用一种比喻的说法——正在使用中被逐渐磨光。吃饭、睡觉、和人相处都仍旧很愉快，可这不像是某人用高压线戳了我脑袋的结果，而更像是童年时一个不可思议的玫瑰色的梦。

当然，神经假体并没有向我的大脑发出信号让它感到快乐。神经假体本身正是那部分在感受所有这些乐趣的我——不管这一过程与其他一切是多么紧密地融为一体：知觉、语言、认知……除神经假体外，我所有的一切。一开始，这样的想法让我很不安，不过再一想也就没什么了。不过是像在做认知实验时，把一个正常大脑里所有相应的活动区域着上蓝色，然后宣称“是它们在感受幸福，不是你”罢了。

杜兰尼的小组试图量化他们的成功，于是我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大多是我每年在接受保险评估时做过很多次的了。也许一个中风病人对曾经瘫痪的那只手的自如使用程度更容易被客观地衡量，而我必须让每一个数值刻度都从底部升到顶端来表明正面情感。这些测试不但不会把我激怒，还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新的场合运用神经假体——这让我很开心，是那种我记得以前从没经历过的开心。除了被要求解释家庭环境里日常会发生的一些场景——这个孩子、这个女人以及这个男人之间发生了什么？谁心情好？谁心情不好？——他们还给我看了很棒的艺术名作的影像，从复杂的寓言性和叙事性的绘画到精致的极其简单的几何图像。除了让我听日常的语言片断和那种未加修饰的、因为喜悦和痛苦而发出的叫喊声，他们还给我放音乐和歌曲听，每一个流派、每一个时期、每一种风格的都有。

就是在那时，我终于意识到某些地方不太对了。

雅各布·采勒正在播放音频文件并记录我的反应。其间多数时候他是面无表情的，小心翼翼地避免泄露自己的看法，从而影响数据的准确度。但在他放完欧洲梦幻诛仙新手卡古典音乐中描述天国的一个片断、而我把它评为满分二十分之后，我捕捉到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沮丧表情。

“怎么？你不喜欢？”

采勒含糊地笑了笑，“我喜欢什么不重要。那不是我们正在测量的。”

“我已经打好分数了，你现在不会影响我的看法。”我用请求的目光看着他，我渴望任何形式的沟通，“对于这个世界，我已经死了十八年。我甚至不知道这音乐的作者是谁。”他犹像了一下，“Ｊ·Ｓ·巴赫。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曲子能让人得到净化。”他伸手去碰到触摸屏，继续进行实验。

那他是在沮丧什么呢？我立刻知道了答案；我之前没注意到真是个傻瓜，可我实在是太沉浸在音乐中了。

我给每一项测试打的分数都不低于十八分。视觉艺术部分的测试也是如此。从我的四千位实际供体那儿，我继承的不是最低的共同特性，而是最大范围的品位集合——而且十天了，我还是没能给这个集合加上任何我自已的限制和偏好。

对我而言，所有的艺术、所有的音乐都是卓越的；所有的食物都是好吃的；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幅完美的画。

也许我只是因为长期缺乏快乐，所以才会沉浸在任何能得到乐趣的地方。而要感到腻烦，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挑剔、兴趣集中、与众不同，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我以后还会像这样吗？什么都喜欢？”我脱口问道，开始时语气是有点好奇的，说完后已经有了明显的慌乱。

采勒停掉他正在播放的音乐——一首也许是阿尔巴尼亚、摩洛哥或者蒙古的颂歌，这我不太清楚，但这曲子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让我全身兴奋、精神高涨。

他沉默着权衡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对我说：“你最好去和杜兰尼谈。”

杜兰尼给我看了她办公室屏幕墙上的一幅柱状图：在过去的十天里，每天神经假体内已经改变了状态——新连接的建立，已有连接的破环、削弱或加强——的人工神经突触的数量。植入的微处理器一直在跟踪记录这些变化，而且每天早上都会有天线在我脑袋上晃来晃去地接收数据。

第一天的活动很显著，那时神经假体正在适应环境；这四千份供体的开关网在它们主人的脑袋里也许都是十分稳定的，可是在装进我脑子里之前，这种综合版本从没被连在一起接到任何人的脑袋里过。

到了第二天，活动量大概只有第一天的一半了；第三天大概是十分之一。

但从第四天起，就什么都没有、只剩下背景噪音了。我零碎却开心的记忆显然被存到其他地方去了——既然我肯定没有得健忘症——在一开始的剧烈活动之后，界定幸福的神经回路就不再有其他变化和进一步的调整了。

“如果接下来的几天出现了任何倾向，我们便能放大它们，把它们向前推进——就像推翻一幢不稳固的、出现了要向某一特定方向倾倒的迹象的大楼。”杜兰尼听起来并不很乐观。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而这幢开关网大楼连微微晃动的表现也没有。

我说：“基因方面的因素呢？难道你不能读取我的基因组，从那方面入手？”

她摇摇头。“至少有两千种基因在神经发展过程中起作用。那可不像是给一种血型或一种组织型配对；数据库中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会有一小部分和你一样的基因。当然，有些人的性格会比其他人和你更相近，但我们无法用基因手段把他们找出来。”

“我明白了。”

杜兰尼谨慎地说：“我们可以把神经假体完全关闭，如果那是你想要的。不需要手术——只要我们把它断开，你就能回到刚开始的状态。”

我看着她那张神采奕奕的脸。我怎么能回到过去？不论测试和柱状图说明了什么……这怎么会是失败呢？不管我是沉溺在多么无用的美好中，也比曾经满脑袋是亮氨酸脑啡肽强。我仍能感觉到害怕、忧虑、伤心；测试显示了所有供体都有的共通之处。我无法讨厌巴赫或者查克·贝里④、夏卡尔⑤或者保罗·克利⑥，但是对于疾病、饥饿和死亡的场景，我的反应和正常人一样。

【④查克·贝里：美国黑人歌手，被誉为“摇滚之父”。】

【⑤马克·夏卡尔（１８８７～１９８５）：俄罗斯超现实主义画家。】

【⑥保罗·克利（１８７９～１９４０）：德国籍瑞士裔画家。】

而且我并非像当初不在意自己的癌症一般不在意自己的命运。

但如果我继续使用神经假体，我的命运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普遍的幸福，普遍的痛苦……我的情绪任由他人摆布？这么多年我都生活在黑暗中，如果我曾经渴望过什么，那不就是能让自己的内心怀有一种希望——希望如果有机会自己可以再做回正常人吗？而那种希望难道不是已经落空了吗？我得到了塑造自我的原料——虽然我全都试过了，也全都很喜欢，但却没能把任何一样变成我自己的。这过去的十天里，我体会到的所有快乐都毫无意义。我只是一个死掉的空壳，游荡在他人的阳光下。

我说：“我想你应该那样做。把它关掉。”

杜兰尼抬起手，“等一下。如果你愿意，还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试一下。我已经在和我们的伦理委员会讨论，吕克也已经开始了软件的前期准备工作……但最终还要看你的决定。”

“做什么？”

“开关网能被推往任何一个方向。我们知道如何对此进行干涉——只要打破平衡，使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能唤起幸福感。虽然这种情况没有自然产生，但并不意味着不能用其他方法让它发生。”

我笑了，突然有点儿头晕，“所以如果我说一句话……你们的伦理委员会将选择我喜欢的音乐、我最爱的食物和我的新才能？他们将决定我变成谁？”既然我自己很早以前就死了，让一个全新的人重生，这会很糟吗？要把我自己——不仅仅是一个肺或一个肾，而是整个身体，包括无关的记忆在内——都捐给一个任意构建、但完全正常的新生的人吗？

杜兰尼很震惊，“不是的！我们从没想过要那样做！我们只是对微处埋器进行编程，让你自己控制对开关网的调整。我们能让你有意识地、随意选择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德维希说：“试着想象一下控制器。”

我闭上眼睛。他说：“闭眼不是个好方法。如果养成了习惯，会限制你的能力的。”

“好吧。”我看向空中。实验室的音响系统正在播放贝多芬波澜壮阔的音乐，要集中注意力很难。我努力设想德维希五分钟前一点一点构建在我的脑袋里的那个样式统一、樱桃红色的水平滑动控制器。突然间，它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它又一次叠加在房间之上，像实物一样清楚，在我视野的底部。

“我找到了。”按钮在１９周围徘徊。

德维希瞄了一眼背对着我的显示器，“很好。现在试着把等级降低。”

我虚弱地笑了。打倒贝多芬。“怎么做？要怎么做才能喜欢一样东西少一点？”

“你不用那样做。只要试着把按钮向左移。想象这样一个过程：软件正在监控你的视觉皮层，跟踪任何一闪而过的虚幻感觉。就骗自已看到按钮在动了——这种假想会有帮助。”

确实有用。几分钟内我不断地失去控制，好像很棘手，但在停下来检测效果之前，我还是设法把它降到了１０。

“他妈的。”

“我看有点作用是吧？”

我傻子似的点了点头。音乐仍令人……愉悦……但魔力全部消失了。这就好像在听一篇蛊惑人心的演讲，然后中途意识到演讲者自己一个字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这样一来，先前的文采和说服力还在，但真正的震撼力已经没有了。

我感到前额出了好多汗。在杜兰尼解释整个计划时，它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不大可能成真。既然我没有能在神经假体上成功地烙上自己的痕迹——尽管残存的自我仍有数十亿的直接神经连接和数不清的机会来与神经假体交互作用，并按我自己的形象来塑造它——我害怕到了做选择的时候，我会因为犹豫不决而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应该不会再被一首古典音乐、一首我之前从没听过或因为太有名、太无所不在而偶然听到过一两次、但毫无感觉的古典音乐俘获了。就在现在，在几秒钟之内，我已经摆脱掉了那种虚假的反应。

仍然还有希望。我仍然有机会使自己重生。我只要有意识地去做，一步一步地来。

德维希一边摆弄着键盘，一边开心地说：“我会把神经假体上所有主要系统的虚拟配件都编上颜色。你练习几天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不过要记得，有些体验需要两个或三个系统一起发挥作用……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喜欢的音乐听起来没那么无趣，注意一定要降低红色的控制器，而不是蓝色的。”他抬起头来看着我的脸，“嘿，别担心。如果你犯了个错，或者改变了主意，你可以随时再把它升回来。”

３

飞机落地时是悉尼时间晚上九点——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九点。我坐火车来到市中心，本打算转乘火车回家，但在看到成群的人都在市政厅站下车后，我把行李存在一个储物柜里，也跟着他们来到了马路上。

病了之后，我来过城里几次，但没有一次是在晚上。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另一个国家待了半辈子之后——在经历了国外监狱里孤独的监禁之后——终于回家了。每件事情都让人迷惑。在看到那些似乎被很好地保留下来、但仍与我记忆不相符的建筑物的时候，我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眩晕感；每当我转过一个拐角，发现某个我从儿时起就记得的私人地标、商店或招牌已经不见了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我站在一家酒吧外面，站得很近，已经可以感到我的鼓膜在随着音乐的节拍而跳动。我可以看到里面的人，他们又笑又跳，与周围的人开怀畅饮，因为酒精的作用和伙伴的在场而面带兴奋。有些人脸上充满潜在的暴力，另一些则充满对性的期待。

现在我自己也可以直接加入到这个场面中。曾经埋葬了整个世界的灰烬已经散去了，我可以随意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几乎能感到这些狂欢者死去的表兄堂妹们——他们现在作为开关网的伴随物而重生，在听到音乐、看到知音后产生了共鸣——正在我脑袋里叫嚷着，求我赶快带他们到有生命的地方去。

我向前走了几步，被视线内角落里的某样东西转移了注意。在酒吧旁边的小巷里，一个十岁或十二岁的男孩靠着墙蜷缩着，头埋在一只塑胶袋里。吸了几口气之后，他抬起头，暗淡的眼睛亮了起来，像管弦乐团的指挥一般幸福地笑了。

我向后退去。

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我随即转身。一个男人冲我和善地笑着，“基督保佑你，兄弟。不用再苦苦寻觅了。”他把一本小册子塞到我手中。我凝视着他，对他的情况了然于心——他蹒跚在一条能随意制造亮氨酸脑啡肽的路上，但他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他把一切都归结于某种神圣的“幸福源泉”。我因为惊骇和怜悯而心头一紧。至少我还知道我的肿瘤。就连巷子里的那个倒霉孩子也知道自己只是在吸毒。

那酒吧里的人呢？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音乐、伙伴、酒、性……边界在哪儿？什么时候理所当然的幸福变成了在这个男人看来如此空虚病态的东西了呢？

我步履蹒跚地离开，朝车站走去。在我周围，人们笑啊、叫啊，牵手，亲吻……而我就看着他们，好像他们是被剥了皮即将解剖的尸体，显露出上千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精准地在一起工作的连锁肌肉。深埋在我内心的幸福机制一遍又一遍地自我识别。

现在，我完全相信杜兰尼真的已经把人类感知快乐的全部能力都塞到我的脑袋里了。但是要把这种能力纳为己有，我不得不被迫接受这么一个事实——比当初肿瘤迫使我接受时更加心不甘情不愿——即幸福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幸福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但幸福也还不足以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它的起因——并满意自己的选择——但是不管我感觉怎样，一旦我把全新的自我塑造成型，那我所有的选择有可能都是错的。

环球保险公司让我年底之前去把所有手续办好。如果我的年度心理评估表明杜兰尼对我的治疗成功了，那么无论我是否真的有工作，我都将被抛向更无情的私营社保机构。于是我在灯下徘徊着，想找到自已的方向。

回来后的第一个白天，我黎明时分便醒了，坐在电话旁边，开始翻找。我原先的网络空间已经被存档了；按照现在的行情，存储费大约只要每年１０美分，而我户头上仍有３６．２０美元。这份载满信息的奇异“化石”，因为运营商的接管与合并在几家公司间辗转了四次，却仍完好无损。通过使用各种工具对这些老式的信息格式进行解码，我把过往的生活片断拖到了当下来加以审视，直到这样做让我太痛苦而无法再继续。

第二天，我花了十二个小时来打扫公寓，清理每一处死角，听我以前下载的津巴布韦音乐，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停下来，而且吃得狼吞虎咽。虽然我已经可以让自己像十二岁时那样喜欢高盐分的垃圾食品，但我选择——完全是出于非受虐的、实用的考虑，而不是因为道德高尚——不对任何毒性比水果大的食物产生兴趣。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胖起来——虽然当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或是在电话上使用形象模拟软件时，我知道基本上什么样的体格都能令我满意。那个神经结构数据库一定是收录了一大批自我形象很理想的人，或者他们死时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满意。

我再次选择了实用主义。我有许多没做的事情要去做，如果能避免，我不想在五十五岁就死于心脏病，于是我通过形象模拟软件把自己的形象变肥，并将自己对这一形象的满意度降为０。但死盯着得不到或者荒谬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对施瓦辛格的外表也做了同样的设置。我选择了一具瘦长而结实的身体——当然是在软件允许的范围之内——赋值１６（最大值是２０），然后开始跑步。

一开始我跑得很慢。虽然我记得自己还是孩子时，可以轻易从一条街飞奔到另一条街，但我还是很小心，绝不把运动的乐趣抬升得过高，以至于忽视了伤痛的存在。当我一瘸一拐地来到一家药房想买些药膏时，发现他们在卖一种叫做前列腺素调节剂的药。这是一种宣称能够在不减少任何关键修复过程的情况下把伤害降到最低的复方消炎药。我很怀疑，但这药用起来似乎的确有效；第一个月仍然会感到疼，但我既没有因为自然的肿胀而跛脚，也没有忘记自己扭伤了肌肉。

一旦我的心脏、肺和小腿被惨叫着从它们原先萎缩的状态中拽了出来，感觉就好多了。我每天早上都要绕着家后面的马路跑一个小时，然后在每个星期天下午绕着城市跑。我并不强迫自己每次都跑得比上一次快；不管怎样，在运动方面我没有任何抱负。我只是想行使我的自由。

很快，跑步和我的生活融为了一体。我能把心脏“怦怦”的跳动声和四肢在运动中的感觉当成一种享受，或者把那些细节淹没在满足感里，就像在火车上听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看风景一样。在收复了自己的身体之后，我开始去开拓郊区。从紧挨着雷恩库弗河的几片森林到帕拉玛塔大道一成不变的丑貌，我像发疯的测绘员一样来回穿越着悉尼，把风景用看不见的测量工具测好后收到脑袋里。我重重地踏过格莱德斯维尔大桥、艾恩库弗大桥、皮尔蒙大桥、迈德班克大桥和海港大桥，一点也不担心脚下的桥面会坍塌。

我也曾怀疑过。我没有被内啡肽麻醉——我没有把自己逼得那么紧——但感觉仍旧好得不像是真的。这种感觉是像在吸毒吗？也许我的祖先们在追逐猎物、逃避危险以及为了生存而划分领地的过程中也得到过相同的乐趣，但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只是愉快的消遣。

不过，我没有在欺骗自己，也没有在伤害他人。我恪守着这两条从自己内心那个死掉的孩子那儿得来的原则，继续跑步。

在三十岁的年龄经历青春期很有趣。病毒理论上并没有让我性无能，而只是剥夺了我能从性幻想、性刺激和性高潮中得到的快感，还部分破坏了我脑丘下部调控荷尔蒙的路径，这让我没剩下任何能称之为性功能的东西。我的身体会在偶尔发作的、毫无乐趣可言的痉挛过程中排出精液；因为在勃起时前列腺没有分泌正常的润滑物质，每次讨厌的射精都会让尿道内壁有被撕裂的感觉。

当所有这些都发生变化时，给我的撼动是很大的——即便我处在相对的性衰老状态之中。与梦遗相比，自慰的感觉棒得不可思议，而且我发现自己一点都不想让自制力介入去压制它。但我不需要担心它会让我对现实的事物失去兴趣；我发现自己在马路上、商店里和火车上总是直直地盯着人看，直到经历了极度的恐惧和修复性的调整之后，我终于靠毅力戒掉了这个习惯。

开关网让我变成了双性恋，而且虽然我很快就手忙脚乱地降低了自己的欲望，使它远远低于数据库中大多数男性供体的水平，但到了要选择是做正常人还是同性恋时，一切还是变得危险起来。开关网并不是所有供体的平均值——如果是的话，只要关键时刻大多数供体投票反对，我自身存活下来的神经结构体系就不可能掌握支配权，而杜兰尼原来的期望也就破灭了，所以我并不仅是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的同性恋；两种可能性是相等的，消除其中任一种的想法都让人不安，像被毁容了一样，似乎我已经和两者共存了数十年。

那会不会只是神经假体在保护自己，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我自己的反应？我不知道。甚至在感染病毒前，我也是一个对性完全没有意识的十二岁孩子。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性取向是正常的，当然我也会觉得有些女孩子很有吸引力，但那纯粹只是审美的看法，没有任何狂热的目光或者秘密的追踪。我查了最新的研究，但我从各种标题上联想到的所有与从因有关的论断都被推翻——所以，就算我的性征在出生时已经决定了，也没有血检能告诉我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我甚至找到了治疗前的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图，但它们也缺少足够的分辨度，不能提供一个直接的、神经解剖学的答案。

我不想变成双性恋。我太老了，不能再像十几岁的孩子那样去尝试了；我要的是确定性，是坚实的基础。我想要一夫一妻制——就算一夫一妻制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也没有理由让无谓的障碍绊住我。所以我究竟应该杀死哪一个呢？我知道选择哪一个可以让事情变简单……但是如果每件事最后都归结到这么一个问题，即这四千位供体中的哪一个可以把我带到阻力最小的路上，那我究竟是在过谁的生活呢？

也许讨论这一点根本就没意义。我是一个三十岁的处男，有精神病史，没钱，没未来，没社交技能——而且我可以随时升高自己对当下的唯一选择的满意度，而让其他听有选择都退回到幻想中去。我没有在欺骗自己，也没有在伤害他人。我无法再要求更多。

我之前已经注意到这家缩在洛克翰姆敦一条小路上的书店好多次了。六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我慢跑着经过那儿，看到橱窗里摆着一本罗伯特·穆齐尔⑦写的《没有个性的人》，不由得停下来笑了。

【⑦罗伯特·穆齐尔（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奥地利小说家，他的名著《没有个性的人》是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

冬日的湿气让我全身是汗，所以我没有进去买下那本书。但我越过展架向柜台瞥了一眼，看到了一张招聘人手的告示。

找到不需要技能的工作的想法曾那么不现实；总失业率是百分之十五，年轻人的失业率还要高三倍，所以我原以为每一份工作都会有上千名其他应征者来竞争：更年轻的、更便宜的、更壮实的、精神更健全的。虽然我重新开始了在线学习，不至于一无所获，但进展很慢。所有我儿时涉猎过的知识领域都扩展了一百倍，虽然神经假体给了我无限的精力和热情，但还是有太多的东西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学到的。我知道如果真想选择一份职业，一定得牺牲掉百分之九十的爱好，可我仍旧无法痛下决心这样做。

星期一我又来到这家书店，这次我是从皮特沙姆站走上来的。为了求职，我已经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自信，但当我听到没有其他应征者时，信心自然而然就变多了。店主六十几岁，刚刚闪了腰。他想找个人搬搬箱子，并在他忙别的事时负责一下柜台。我跟他说了实话：因为年幼时的一场病，我神经受了损害，而且最近才康复。

他当场就雇用了我，试用期一个月。初薪和环球保险公司付给我的保险金正好一样多，如果我能过了试用期，薪水还会高一点儿。

工作不是很重，老板也不介意我在无事可做时在后面的房间里看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到了天堂——有一万本书可以看，又不需要付钱——但有时那种害怕崩溃的感觉又回来了。我书读得很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做出清楚的判断：我可以把拙劣的作者和高明的分开，把诚恳的作者和说谎的分开，把陈词滥调的作者和才华横溢的分开。但脑袋里的神经假体仍然想让我什么都喜欢，什么都欢迎，让我在布满灰尘的书架间流连徘徊，直到变得任何人都不是，只是巴别图书馆⑧里的一缕游魂。

【⑧巴别图书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同名短篇小说中描绘的神秘的六面体图书馆。】

入春后的第一天，她在书店刚开始营业两分钟的时候走进来。看着她在随意浏览，我努力思考着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会带来的后果。我已经连着好几周每天待在柜台五个小时了，因为与人有了接触，我开始期待……一些事情。不是疯狂的、相互的一见钟情，而是彼此能有那么一丝兴趣，能有那么一点点迹象表明我真的能对某个人有更多的好感。

这种事情还没发生。有些顾客会稍微调调情，但我知道那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她们特有的表达礼貌的方式——我不会多想，反应同她们用少见的、十分正式的方式来表达礼貌时一样。谁长得是标准意义上的好看，谁看起来很有活力或神秘莫测，谁机智诙谐或魅力十足，谁散发着青春的光彩或透着历练的沉稳……在这些问题上，我也许会和旁观者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我根本就不在意。那四千名供体爱过的人千差万别，把他们截然不同的特征集合在一起会涵盖整个人类。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改变，除非我做些什么把平衡打破。

所以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我把神经假体里所有相关的系统都拖到了３或者４的位置上。这样一来，人看起来就不比一块一块的木头有趣多少了。现在，我同这个随意选到的陌生人单独待在店里，慢慢地把按钮往上推。我得抵抗住积极的反馈。设置越高，我就越想再往上升，但我已经提前设好了上限，而且我会遵守这些限制。

等到她挑好两本书向柜台走来时，我既信心十足、带着胜利的喜悦，又因为害羞而有点儿不自在。我终于同开关网有了如出一辙的感受；我看到这个女人时的感觉是那样真实，仿佛那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一样。如果为了获得这种效果，我所做的一切显得太工于算计、不自然、奇怪、可恶……我也别无他法。

她付钱买书时，我朝她笑了笑，她也热情地报以微笑。她没有戴结婚或订婚戒指，但我向自己保证，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尝试做任何事。这只是第一步：注意到一个人，把她从人群中认出来。我可以约第十个或第一百个与她类似的女人出去。

我说：“你愿意什么时候一起喝杯咖啡吗？”

她看起来有点儿惊讶，但并未觉得我有所冒犯。虽然不明显，但她至少还是有点儿高兴会受到别人的邀请。我想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她拒绝我这种说漏嘴的邀请的命运了，但当我看着她做决定时，残存的自我仍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如果这种感觉有一丝显露在脸上，她也许会立刻把我推到最近的兽医那儿，让兽医像杀死动物以免除它们的痛苦一样杀死我了。

她说：“好啊。顺便说一下，我叫朱丽娅。”

“我叫马克。”我们握了握手。

“你什么时候下班？”

“今晚？九点钟。”

“噢。”

我说：“午餐怎么安排？你都什么时候吃午饭？”

“一点钟。”她犹豫了一下，“这条路的尽头……五金店旁边的那家店怎么样？”

“没问题。”

朱丽娅笑了，“那我大概一点十分在那儿等你？”

我点点头。她转身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既茫然、惊魂未定，也无比开心。我想，这真简单。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就像呼吸一样。

我开始呼吸急促。她只需五分钟就会发现，我是个情绪反应迟钝的十来岁少年。或者更糟，她会发现有四千个成熟男人在我脑袋里给我出谋划策。

我走进厕所吐了起来。

朱丽娅告诉我，她经营着几个街区外的一家时装店。“你刚来这家书店，对吧？”

“是的。”

“那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我没有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

“多久？”

“从我不再是学生起。”

她扮了个鬼脸，“是种罪过，不是吗？嗯，我也在尽自己的一份力。我是轮班制，只做半天。”

“哦？你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呢？”

“真的很不可思议。我是说我很幸运，这份工作报酬很高，只要一半就够我生活的了。”她笑道，“人们大都以为我要照顾一个家庭，好像那是唯一可能的原因。”

“你只是喜欢有充足的业余时间？”

“是的。时间很重要。我讨厌匆忙的感觉。”

两天后我们又一起吃了午饭，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仍是见了两次。她谈她的商店，她的南美洲之旅，她的一个姐姐治好了乳腺癌。我几乎要提到我自己很早以前战胜的肿瘤了，但是除了害怕说了会产生的后果外，那听起来也太像是在博取同情。在家的时候，我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话旁——不是在等电话，而是在看新闻，好确保除了自己，我还有其他事情对她讲。“谁是你最喜欢的歌手／作者／艺术家／演员？”“我不知道。”——我可不喜欢这样。

我脑子里全是朱丽娅的影子。我每时每刻都想知道她在做什么；我希望她开心，希望她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选择了她。但是……为什么我觉得一定要选择某个人呢？因为到头来，这些供体中的大多数一定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曾经十分渴望、十分在乎过一个人。为什么呢？这就要归咎于进化了。你既不可能帮助、保护见到的每一个人，也不可能和她们中的每一个都做爱，这两条进化规则的巧妙结合显然能有效地传递基因。所以我的情感源泉和其他人一样；这样我还能再问些什么呢？

但既然我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调整脑袋里的一些按钮让那些感觉消失，我怎么能假装对朱丽娅有什么真实的感觉呢？即使我的感觉强烈到使我不想去碰那些按钮……

有几天我想，也许人人都是这样吧。人们决定去认识某个人，一半都是因为偶然；一切都是从偶然开始的。有几天夜里，我连着几个小时睡不着，就坐在那儿想我是不是正在把自己变成一个可怜的奴隶或者危险的妄想症患者。既然我已经选择了朱丽娅，那我在她身上的发现能让我离开她吗？或者能引起我的一点儿不满吗？如果她突然决定中断关系，我要如何面对呢？

我们出去吃了晚餐，然后乘坐出租车回家。在她家门口，我给了她一个晚安吻。回到公寓，我翻阅了网上的性爱手册，想不通自己原先怎么会期望能隐藏掉毫无经验这个事实的。从解剖学角度来看，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我需要六年的体操训练才能做到传教士体位。自从遇到她我就不再自慰了：在没被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对她进行意淫似乎太无礼而且不可饶恕。认命了之后，我一直清醒着躺到早晨，想弄明白自已给自己设的陷阱，以及为什么我不想从陷阱中挣脱。

朱丽娅弯下身吻我，全身是汗。“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她从我身上下来，睡倒在床上。

刚刚十分钟我都在控制蓝色的控制器，尽量避免自己因达到高潮而疲软。我曾听说电脑游戏有和这完全一样的情节。现在我升高靛蓝色的控制器，让自己的神色更显亲密——当我看着她的眼睛时，我知道她看到了控制器的效果。她用手抚过我的脸颊，“你是个温柔的男人，你知道吗？”

我说：“我得跟你说件事。”温柔？我是个木偶，是机器人，是个怪物。

“什么？”

我说不出来。她被逗笑了，然后亲了我，“我知道你是同性恋。没关系，我不介意。”

“我不是同性恋。”不再是了吗？“虽然以前也许是。”

朱丽娅皱了皱眉，“同性恋也好，双性恋也好……我不介意，真的。”

过不了多久我就不用再操控自己的反应了。神经假体正在定型，再过几星期我就可以让它自行运作了。那时，我就能像其他人一样，自然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必须去选择如何感受一切了。

我说：“十二岁时，我得了癌症。”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我观察着她的脸色，看到惊骇的表情，然后变成怀疑。“你不相信我？”

她犹豫了一下说：“你听起来语气好平淡。十八年？你怎么能只说一句‘我失去了十八年’？”

“那你让我怎么说？我不是想让你同情我。我只是想让你明白。”

当我讲到遇见她的那天时，我的胃因为害怕而抽搐，但我仍坚持讲下去。几秒钟后，我看到她眼中的泪水，我觉得像在被刀割一样。

“对不起。我不是想故意伤害你。”我不知道是该抱住她，还是就这样不动。我一直注视着她，但房间开始旋转。

她笑了。“为什么道歉？你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你。原本我们俩之间可能会有些不同，但实际上没有。”她在被单下握住我的手，“没有不同。”

周六朱丽娅休息，但我八点就要开始上班。当我六点离开时，她睡意朦胧地给了我一个道别吻。我轻飘飘地一路走回家。

对进到书店的每一个人，我一定都露出了形式化的笑容，但我基本没在看他们。我在描绘未来。我九年没跟父母说过话了，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杜兰尼对我的治疗。但现在看起来，任何事情都有了恢复的可能。我现在可以找到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又活回来了。多年前你们确实救了我。

我回到家时，电话上有一条来自朱丽娅的信息。我克制住自己，直到把东西放到炉子上开始煮了才去看。我强迫自己等待，带着期望来想象她的脸庞和声音，这能给我带来异常的快乐。

我按下播放键。她的表情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我不断地错过一些话，又不断地停下来，倒回去重播。一个又一个毫无关联的短语出现在我脑子里。太奇怪。太恶心。谁都没错。前一天晚上她并没有完全理解我的话，但现在她已经花时间思考过了，而她还没准备好和四千个死人展开一段关系。

我坐在地板上试着决定要有什么样的感觉：是被痛苦的浪涛淹没，还是通过选择让自己好过点。我知道我可以唤起对神经假体的控制，让自己开心——因为我又“自由”了，因为没有她我过得更好……因为没有我朱丽娅会过得更好，或者就只是因为快乐一点意义也没有，要得到它，我所要做的就只是让我的大脑充满亮氨酸脑啡肽。

菜煳了的时候，我正坐在那儿擦着脸上的眼泪和鼻涕。那股味道让我想到封闭伤口的烧烙术。

我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没有碰那些控制器——但我知道自己原本是可以改变这一切的——然后意识到，即使我走到吕克·德维希面前对他说：现炫舞吧2推广人在我已经痊愈了，把软件拿走吧，我不再需要选择的能力了……我也永远无法忘记我感觉到的这一切是从哪儿来的。

我父亲昨天到公寓来了。我们没有谈很多。他还没有再婚，他开玩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夜总会跳舞。

至少我希望那是个玩笑。

看着他，我想：他就在我的脑袋里，我母亲也在，还有成千上万的祖先、人类和遥远得难以想象的原始人，再多四千个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每个人都必须利用祖先传下来的同一份遗产来开拓自己的人生：既普通，又特别；既因为残酷的自然选择而紧张，又因为偶然机遇的存在而舒缓。我不过得更赤裸裸地面对人生的细节罢了。

我可以继续这样做，游走在无意义的幸福和无意义的绝望之间那条蜿蜓曲折的边界上。也许我是幸运的；也许要想死心塌地地待在那狭窄的边界上，最好的办法就是看清楚两边都有什么。

要离开时，父亲从阳台上向外看，他的视线穿过拥挤的市郊住宅区，落到帕拉玛塔河上。那儿的一根污水管赫然入目，正在把缕缕污油、街上的垃圾和花园里的废水排到河里去。

他不确定地问道：“你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我喜欢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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