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老会的歌唱队 马戏班
luyued 发布于 2011-05-22 11:41 浏览 N 次
长老会的唱诗班
咱们这个国土有很多古怪可喜的事情,其中有一件就是,这个国里的人轻轻的悄悄的从这个教跑到那个教,或是本来没有一定的教,凑巧那个教来了就进了那个教,也不觉得有什么得和失,反正还是照老样子过活下去。
拿我自己打比,我生下来算是天主教,可是直到十三岁上才受洗,这件事情很让那神父生气,逼得他非责问我家里人不可,说,“你们发了疯了吗?”我家里人回答说,“我们一直没在家。”
“十三岁了还没有受洗!”神父大声叫唤。“你们算是什么样儿的人啊?”
“大多数,”我的叔叔麦立克说,“算是农人,可也出过出色的人物。”
是一个星期六的一下午。一共费了不过七分钟,受洗完毕,可是洗尽管受了,我没觉得有了什么变化。
“你现在受过洗了,”我的祖母说。“你觉得好些吗?”
这儿我该说明几句,已经有好几个月,我自觉一天聪明一天,这就招了我的祖母的疑心,当我是生了什么神秘的病,不然就是得了痴病。
“我觉得跟以前一样,”我说。
“你现在信了吧?”她大声叫唤。“还是仍然有疑惑?”
“要我说相信了,那也很容易,”我说。“只是,说老实话,我不十分清楚。我要做个基督徒,那是当然。”
“好了,”我的祖母说,“你只信就是了,余外还是照旧干你的去。”
干我的去。我干的事情有点儿古怪,也有点儿令人难信。我那时候在杜莱尔街的长老会教堂的男童唱诗班里唱赞美诗。这个差使让我每星期从一位虔诚的老婆婆那儿得一块钱。老婆婆姓巴莱福,住在我的朋友旁德罗的家里隔壁一所小小的长满长春藤的屋子里,在悲哀和寂寞中过日子。
我的朋友旁德罗,跟我一样,最爱大声说话。这就是说,我们爱赌咒――并无恶意,当然。这个很叫巴莱福小姐或巴莱福太太伤心,她不得不出来想个法子救我们。让人家来救,拿我来说,我没有反对的道理。
巴莱福小姐――以后我就称她为小姐,因为在我认识她的期间,她确是独身,而我又不很清楚她早先是不是结过婚,甚至于有没有打算结婚,甚至于有没有恋过爱――巴莱福小姐是个有学问的女子,爱读勃朗宁等人的诗,而且极讲究礼道,所以在她屋子门口听我们说话久了,她就受不了,大声的说,“你们这些孩子啊,别说这些亵渎神灵的话。”
旁德罗这个孩子,从一方面看,是世界上最野的孩子,从另一方面看,又是最有礼貌最能体贴人的孩子,我就爱他这一点。
“是了,巴莱芬小姐,”他说。
“是巴莱福。”那位小姐给他改正。“到我这儿来。两位都来。”
我们走到巴莱福小姐跟前,问她有什么事。
“您要我们做什么,巴莱芬小姐?”旁德罗说。
巴莱福小姐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去,掏出一叠薄本子书,看也不看,给了我们一人一本。我的那本名为《赎罪:一个酒徒的故事》。旁德罗的那本名为《最后和平:一个酒徒的故事》。
“这个做什么用?”旁德罗说。
“我要你们看看这些书,努力学好,”巴莱福小姐说。“我要你们以后别再说亵渎神灵的话。”
“这个书上没提到什么亵渎不亵渎哇,”旁德罗说。
“那些本子里头有很好的教训给你们,”老婆婆说。“看看这些本子,以后别再说亵渎的话。”
“是了,小姐,”我说。“没什么别的了吧?”
“还有一件事,”巴莱福小姐一说。“你们肯不肯帮我个忙,给我把风琴从饭厅搬到客厅里?”
“该得效劳,巴莱芬小姐,”旁德罗说。“随便什么时候。”
我们走进这位老婆婆的屋子。她一边儿指点我们怎么搬就可以不碰坏风琴又不碰坏我们自己的手或脚,我们一边儿一步一步的搬,从饭厅里搬进客厅。
“好,看你们的书去吧,”巴莱福小姐说。
“是了,小姐,”旁德罗说。“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噢,”老婆婆说。“我要你们唱给我听听,我弹琴。”
“我不会唱,巴莱芬小姐,”旁德罗说。
“胡说,”老婆婆说。“你当然会唱,彼德罗。”
“是旁德罗,不是彼德罗。彼德罗是我的堂哥哥。”
事实上,旁德罗的名字原来是旁大罗,亚美尼亚话里是裤子的意思。他进小学的时候,他的老师也不知是马虎呢,还是嫌这个名字不好听,在名册上写成旁德罗。他的堂兄的名字原来是比德罗斯,也是在学堂的名册上变成彼德罗的。这当然无所谓,谁也不吃亏。
那老婆婆也不回答他的话,往凳子上一坐,把两脚在风琴踏板上放端正,也不指点我们怎么唱,就弹起琴来,弹的一只沉闷的歌,一听便知道是只宗教歌。过了一会儿。她自己先唱起来。旁德罗,悄悄儿的,迸出一个很亵渎的字,幸而巴莱福小姐没听见。巴莱福小姐的嗓子,不管好不好,当不得高朗二字,那踏板叽叽轧轧的声音比她唱的高得多,那风琴的一个个音也不很清楚。饶是这样,还是可以听得出,巴莱福小姐的歌喉不很动听。
“加利利,光明的加利利,”她唱。
她回过头来,朝我们点点头,说,“唱吧,孩子们,唱啊。”
我们不知道歌词,也不知道歌谱,可是要讲礼道又似乎不好意思不唱。我们只能勉强跟着那风琴里出来的歌谱和巴莱福小姐嘴里出来的歌词,糊糊涂涂唱了起来。
“主掌管着风和雨,在澎湃中的加利利,”她唱。
一共,我们尝试了三首歌。每唱了一首之后,旁德罗就说,“多谢您,巴莱芬小姐。我们可以去了没有?”
后来她终于站了起来,说,“我相信你们唱过了歌要好些。要是有坏朋友邀你们去喝酒,别理他们。”
“我们一定不理他们,巴莱芬小姐,”旁德罗说。“咱们理他们吗,阿拉木?”
“我不,”我说。
“我也不,”旁德罗说。“我们现在可以去了吧,巴莱芬小姐?”
“务必要看我给你们的书本,”她说。“现在还不算太迟。”
“我们要看的,”旁德罗说。“一回家就看。”
我们离开老婆婆的屋子,回到旁德罗家的院子里,开始看那些书本。还没有看到一半,那老婆婆又站到门口,大声而且兴奋的说,“你们两个里头哪一个是那个?”
“我们里头哪一个是什么?”旁德罗说。
他让她问得莫名其妙。
“你们里头哪一个是那个唱歌的?”巴莱福小姐说。
“我们两个都唱了的,”我说。
“不对,”巴莱福小姐说。“你们里头只有一个唱了的。你们里头有一个有一条好基督徒嗓子。”
“不是我,”旁德罗说。
“你,”巴莱福小姐对我说。“尤金。是你吧?”
“阿拉木,”我说,“不是尤金。您听错了,我想,也不会是我。”
“孩子们,这里来,”巴莱福小姐说。
“您叫哪一个?”旁德罗说。
“你们两个,”巴莱福小姐说。
我们又进了屋子,巴莱福小姐又在风琴跟前坐下以后,旁德罗说,“我不唱。我不爱唱歌。”
“你唱,”那老婆婆对我说。
我就唱。
巴莱福小姐霍的跳起。
“是你,是你,”她说。“你得到教堂里去唱。”
“我不唱,”我说。
“你不准说亵渎的话,”她说。
“我这不是亵渎的话,”我说,“而且我一定活一天一天不说亵渎的话,只是我不到教堂里去唱歌。”
“你的嗓子是我听见过的最基督徒的嗓子,”巴莱福小姐说。
“不是,”我说。
“是的,”她说。
“是也罢,不是也罢,反正我不唱,”我说。
“你得去唱,你得去唱,”巴莱福小姐说。
“多谢您,巴莱芬小姐,”旁德罗说。“我们可以去了吧?他不愿意到教堂里去唱。”
“他得去唱,他得去唱,”那老婆婆不放松。
“为什么?”旁德罗说。
“为救他的灵魂,”她说。
旁德罗又悄悄的说了那个亵渎的字。
“你给我说,”那老婆婆对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给她。
“你是个基督徒,那是不用说的了?”她说。
“就算是吧,”我说。
“是个长老会会友,那也不用说的了?”她说。
“这个我不知道,”我说。
“你是,”那老婆婆说。“你当然是。我要你这个礼拜天到杜莱尔街长老会教堂去唱――男童唱诗班里。”
“为什么?”旁德罗又问。
“我们需要嗓子,”那老婆婆解释给我们听。“我们需要年轻的嗓子。我们需要唱诗的人。这个礼拜天他非去唱不可。”
“我不爱唱歌,”我说。“我也不爱去做礼拜。”
“孩子们,”巴莱福小姐说。“坐下来。我要跟你们谈一谈。”
我们坐下。巴莱福小姐跟我们谈了少说也有三十分钟。
她说的话我们一句也不信,只是为了礼貌不得不她问一句我们答一句,而且用她要我们回答的话回答,可是到了她要我们跟着她跪下去听她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干了。巴莱福小姐跟我们争论了一阵,还是决定不勉强我们――暂时。过了一会儿她又试了一下,只是我们怎么样也不干。旁德罗说,我们愿意给她搬风琴,愿意给她做别的事儿,只是要我们跪下,不能。
“好吧,”巴莱福小姐说,“你们把眼睛闭上吧。”
“做什么?”旁德罗说。
“照规矩有人祷告的时候别人都得把眼睛闭上,”巴莱福小姐说。
“谁在这儿祷告?”旁德罗说。
“没有谁,还没有,”巴莱福小姐说。“你们要是肯答应我把眼睛闭上,我就来祷告,可是你们必得答应我把眼睛闭上。”
“您为什么要祷告?”旁德罗说。
“我要为你们两个孩子祷告,”她说。
“为了什么?”旁德罗说。
“给你们做个短短的铸告总不会有什么害处,”巴莱福小姐说。“你们就闭上眼睛,好不好?”
“噢!依您,”旁德罗说。
我们闭上眼睛,巴莱福小姐做祷告。
那个祷告才不短呢。
“亚们,”她说。“孩了们,你们现在觉得好些吧?”
说老实话,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好些。
“是的,好了些,”旁德罗说。“我们可以去了吧,巴莱芬小姐?您什么时候要搬风琴,我们什么时候来给您搬。”
“尽你的力唱,”巴莱福小姐对我说,“要是有坏朋友邀你去喝酒,别理他。”
“是了,小姐,”我说。
“教堂在哪儿你是知道的了,”她说。
“什么教堂?”我说。
“杜莱尔街长老会教堂,”她说。
“我知道在哪儿,”我说。
“舍文先生就在礼拜天早晨九点三十分等着你了,”她说。
好,看样子我是让她挤住了,逃不了了。
礼拜天,旁德罗跟着我到教堂去,可是不肯站在男童唱诗班里唱诗。他坐在顶末后的一排椅子上,看热闹,听热闹。我呢,平生再没有比这次更难受过,虽则唱是唱了。
“再也不干了,”完了以后我对旁德罗说。
第二个礼拜天,我当然不露睑了。但是没有用,因为巴莱福小姐又把我们找到她屋里去,弹风琴,唱歌,叫我们唱,祷告,而且打定了主意非要留我在唱诗班里不可。我干干脆脆拒绝了,巴莱福小姐这才决定把这件事情换个俗气点儿的办法来交涉。
“你生得一条难得有的基督徒嗓子,”她解释给我听。“是教会正感需要的嗓子。你本人又信教很虔诚,尽管你自己还不很知道。既然如此,你每个礼拜去给我唱。我给你钱。”
“给多少?”旁德罗说。
“半块,”巴莱福小姐说。
通常唱四五首歌。大概一共只有半点钟,可是要再坐上一点钟,听牧师讲道。总之,不值得。
因此我回答不出。
“七毛五吧,”巴莱福小姐提议。
教堂里的空气不大流通,牧师的话又不动听,总之太不舒服。
“一块,”巴莱福小姐说。“再加一分也不能。”
“一块二毛五吧,”旁德罗说
“一块,多一分也没有,”巴莱福小姐说。
“他的嗓子是那唱诗班里谁也赶不上的啊,”旁德罗说。“一块?像那样的嗓子,哪个教会也愿意出两块。”
“我已经出足了,”巴莱福小姐说。
“有别的教会呢,”旁德罗说。
这句话把巴莱福小姐气坏了。
“他的嗓子,”她很伤心似的说,“是个基督徒嗓子,而且是个长老会嗓子。”
“浸礼会一定乐意出两块钱换他的嗓子,”旁德罗说。
“浸礼会!”巴莱福小姐说,带着点儿――我有点不好说――鄙夷的神气。
“他们也跟长老会不差什么,”旁德罗说。
“一块,”巴莱福小姐说。“一块,我就把你的名字印上节目单啦。”
“我不爱唱歌,巴莱福小姐,”我说。
“不对,你爱唱,”她说。“你自以为不爱唱罢了。要是你唱歌的时候能看见你自己的脸――啊――”
“他生得一条天使一样的嗓子,”旁德罗说。
“我不把你――”我用亚美尼亚话对旁德罗说。
“这哪儿是一块钱的嗓子,”旁德罗说。
“也罢,”巴莱福小姐说。“一块一毛五,再也不加了。”
“一块二毛五,”旁德罗说,“不然我们就上浸礼会去。”
“也罢,就依了你,”巴莱福小姐说。“我可得说一句,你们真会做生意。”
“且慢,”我说。“我不爱唱歌。一块二毛五我也不唱,再多些我也不唱。”
“生意讲定了没有翻悔的,”巴莱福小姐说。
“我可没有跟你讲定,”我说。“旁德罗跟你讲定的。让他去唱。”
“他不会唱,”巴莱福小姐说。
“我的嗓子是世界上最坏的,”旁德罗自鸣得意似的说。
“他那个怪嗓子一毛钱也没人要,”巴莱福小姐说。
“五分钱也没人要,”旁德罗说。
“总之,”我说,“我不去唱――不管一块二毛五还是五元二毛一。我不要钱。”
“你已经讲定了,”巴莱福小姐说。
“对了,讲定了,”旁德罗说。
我也不管这是人家的客厅,一下就抓住旁德罗,两个人扭成一团。老婆婆打算把我们拆开,可是她又分不清谁是那个生成天使般嗓子的孩子,她就祷告起来。我们两个人扭打了好一会,把客厅里的家具全都打翻,只有那架风琴没打翻。结果是个和局,两位拳师都筋疲力竭,仰面躺在地下。
巴莱福小姐也不祷告了,说,“那就一定了,礼拜天,一元二毛五。”
我喘了好一阵子,才说得出话。
“巴莱福小姐,”我说,“要我去唱歌,除非旁德罗也去唱。”
“只是他那个嗓子,”巴莱福小姐说,“太可怕了。”
“我不管他的嗓子,”我说。“我唱,他也得唱。”
“我怕他一开口,唱诗班就让他毁了,”巴莱福小姐说。
“他非个个礼拜天跟我去教堂不可,”我说,“不就算完了。”
“也罢,让我想想看,”巴莱福小姐说。
她把这件事情着实盘算了一阵。
“比如说他也去,”巴莱福小姐说,“站在唱诗班里,只是不唱歌,怎么样?就让他装做唱。”
“这我也赞成,”我说,“只要他非去不可就是了。”
“我得多少钱呢?”旁德罗说。
“咦,”巴莱福小姐说,“难道我又得给你钱吗?”
“要我去,”旁德罗说,“我就得要钱。”
“也好,”巴莱福小姐说。“一块钱给那个唱歌的孩子;二毛五给那个不唱的。”
“我的嗓子可是世界上顶坏的嗓子呢,”旁德罗说。
“你这个孩子也得讲理啊,”巴莱福小姐说。“毕竟你不唱歌,只是在那唱歌队里站一站啊。”
“二毛五不够,”旁德罗说。
我们爬了起来,安排那些家具。
“这么着,”巴莱福小妞说。“那个唱歌的孩子得一块,那个不唱的得三毛五。”
“五毛吧,”旁德罗说。
“也罢,就依了你,”巴莱福小姐说。“你一块。你五毛。”
“这个礼拜天上工吗?”旁德罗说。
“对了,”巴莱福小姐说。“礼拜散了到我家里来拿钱。在唱诗班那些孩子跟前,一个字也别提。”
“我们不跟别人说就是了,”旁德罗说。
就是这样,在我十一岁上。我成了个长老会会友,仿佛是。至少是在礼拜天的早晨。倒不是为了钱。只是因为生意已经讲定不能翻悔,只是因为巴莱福小姐执定了要我去给教会唱诗。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个国土里有一件希奇事儿 ,就是咱们大家――至少是我认识的人个个如此――能随随便便就改换教门,不听见说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因此受损害。我十三岁上受洗进了亚美尼亚天主教,尽管同时照样给长老会教堂唱赞美诗,尽管我自己己经对整个儿的宗教形式有点怀疑,正在要自求明悟,自辟蹊径跟造物主取得谅解。受洗归受洗,我心里还是深怀不满。
受洗之后又过了两个月,我的嗓子变了,我跟巴莱福小姐订的合同也取消了――在我是如释重负,在她是如失重宝。
至于那芬吐拉路的亚美尼亚天主教堂,我只是逢复活节和圣诞节才去。别的日子,我在这个教那个教之间跑来跑去,结果倒也不怎么样,到了现在,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哪一种宗教我都信,连我自己的也在内,可是对谁也不敌视,不管他信哪一教或不信哪一教,只要他为人好。
马戏班
每回马戏班一到我们城里,我和我的老朋友约尔雷纳就成了没笼头的马。只要一见围墙上跟商店玻璃窗上的招贴儿,我们就坏了事了,功课什么的全都不管了。只要一得风声,说马戏班快到了,我跟约尔就开始追问,功课这样东西究竞于人有什么好处。
马戏班到了以后,我们简直就糟了。我们整天的工夫就算是送给它了,到火车站看他们搬动物下车,跟着那装狮子的大车跟装老虎的大车一路走,走完芬吐拉路到了演戏场,这就钉住了不走了,跟那些管狮子老虎的,管杂事的,走索儿翻觔斗的,扮小丑的,搭汕着说话,套交情。
马戏班代表着我们平常看见的一切东西所无的一切。它是冒险,旅行,危险,技巧,美丽,浪漫,喜剧,花生米,爆玉米花,橡皮糖,苏打水,兼而有之。我们提一桶水去送到大象旁边,在左右盘桓,看他们搭起大帐篷,摆起各项用具,然后深通世故似的静候大家来花钱。我们不但是看,还装作仿佛也是里头的人似的。
有一天,上课已有十分钟,约尔飞也似的奔进爱默生小学的五年级的教室,连帽子也不除,也不声明迟到的原因,只是说,“嗨,阿拉木,你在这儿干什么?马戏班进了城了。”
可不是我忘了!我一跳就起,跑出教室,可怜的年老的弗里伯特小姐跟在我后头直叫,“阿拉木,你别走。听见没有,阿拉木伽洛格兰?”
我当然听见,我也知道我这一跑的下文是什么。下文是再挨道生那老头儿一场痛打。可是我没法儿。我听见马戏班三个字就再也坐不住了。
“我哪儿没有找到,”约尔在路上说“你怎么了?”
“我忘了,”我说。“我是知道马戏班就要到的,可是我忘了是今天。此刻到了哪儿了?”
“我五点钟到火车站,”约尔说。“打七点起我一直在演戏场。我的早饭是在班子里吃的。家伙,真不错。”
“当真的,约尔?”我说。“班子里那些人怎么样?”
“个个都好,”约尔说。“他们跟我说,再过两年,我就够得上跟着他们去了。”
“去担当哪一角呢?”我说。“管狮子,还是什么?”
“我想起来,”约尔说,“未必是管狮子。我猜也许是先当一名工人,慢慢的学个小丑什么的。我想我一下手未必就能管狮子。”
我们已经走在芬吐拉路路上,一直对着演戏场走去,那个场子在州立医院北头,赛会场的近旁。
“家伙,好一餐早饭,”约尔说。“刚起锅的饼,火腿煎鸡子儿,香肠,咖啡。家伙。”
“你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我说。
“我当是你知道,”约尔说。“我当是你也会赶到火车站去,跟去年那回一样。我早知道你忘了,我就来找你了。你怎么会忘了的呢?”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说。“毫无道理。”
这句话我说错了,可是我当时确是不知道。我其实不能说是真正忘了。我倒是记起了。我头天晚上做功课的时候,记起去年马戏班到城里,我们逃了一天学,道生先生打了我一顿。就因这一念,四点三十分的时候,按说我应该已经爬起来,穿衣服,上火车站,却糊糊涂涂的又睡下去了。这都是道生那老头儿那顿鞭子作的怪,可是我当时不知道。我跟约尔,我们挨打倒也不计较,算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我们要跟教育局公平交易,要是不生病的时候也不去学堂是犯规的,要是犯了这一条是要挨打的,好吧,我们也不赖,我们犯了规则,这笔账教育局爱怎么算就怎么算。他们的算法是给我们一顿鞭子。他们也曾吓唬过我们,要把我跟约尔送少年教养所去,可是一回也没有实行。
“马戏? ”道生那老头儿说。“我懂了。马戏!好,趴下,你这个孩子。”
先是约尔,后是我,趴下去,道生那老头儿使劲的做了一会肩部运动,我们熬住不叫唤。开头五下六下我们熬得住,过此以往就要大嚎特嚎,像见了蛮子兵杀过来一样,全学堂里都听得见。后来我们这种交易越来越多了,道生那老头儿很客气的跟我们说,“小点儿声,因为这是个学堂,人家要念书。”
“这对于别人不大公道,”道生那老头儿说。“他们不像你们,要做功课呢。”
“熬不住哇,”约尔说。“疼啊。”
“我知道,”道生那老头儿说,“可是我觉得凡事都得有个分寸啊。我相信一个孩子要是不顾到别人,连嚎疼也会嚎过头儿。你们嚎低点儿试试看。我想你们办得到。”
他给了约尔二十皮鞭,约尔努力不高声叫唤。打完了这一顿,约尔的脸挣得通红,道生那老头儿也累坏了。
“这回怎么样?”约尔说。
“这回好,”道生那老头儿说。“这是你一向以来最客气的一回。”
“我是尽力而为之,”约尔说。
“我很领情,”道生那老头儿说。
他累了,气也喘不上了。我走上前,到他面前那张椅子跟前,这椅子是他给我们预备,支持我们受苦的。我把姿势拿准。他说,“阿拉木,等等儿。你也让人喘口气呀。我不是二十三岁。我今年六十三啦。让我歇一会儿。”
“是。”我说,“只是我愿意早点儿了了这件事。”
“你别大声嚎,”他说。“走路的人打门口走过还当是牢房呢。当真那么疼吗?”
“您可以问约尔,”我说。
“怎么样,约尔?”道生那老头儿说。“你们这些孩子也未免有点夸大吧?别是叫唤给你们教室里谁听的吧?女同学,也许?”
“我们不叫唤给谁听,道生先生,”约尔说。“我们但凡自己做得主,谁也不愿意叫唤。叫唤过了怪不好意思的,阿拉木,对不对?”
“嚎了那么一阵之后,走回教室的时候真叫人难为情,我们要是熬得住,真不想叫唤。”
“那么,”道生那老头儿说,“我也不能不讲理。我只要你叫唤得有点儿分寸。”
“我一定尽我的力,道生先生,”我说。“您喘过气来了吧?”
“再稍等一等,阿拉木,”道生先生说。
他喘过气来之后,给了我二十鞭,我嚎得比约尔微微高了点儿。这以后我们就回班上去,怪不好意思的。人人朝我们看。
“咦,”约尔说,“你们打量怎么着?你们要是照样挨个二十,准是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你们不是嚎两声,你们干脆就别想活命。”
“够了,别说了”弗里伯特小姐说。
“老实话么,”约尔说。“他们一个个都吓坏了。一个马戏班到城里来了。你猜他们怎么着?他们上学堂里来。他们不去看马戏。”
“够了,”弗里伯特小姐说。
“他们是谁,就取笑人来了?”约尔说。
弗里伯特小姐抬起手来,不让约尔再说话。
现在一年又过去了,又是四月里的天气了,马戏班又来到城里,我们又走在往演戏场去的路上。只是今年比往年更坏,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打学堂里头往外跑,知道我们是去马戏场。
“你想他们会打发斯特福来捉我们不会?”我说。
斯特福是教育局里管逃学的警士。
“咱们可以跑的,”约尔说。“要是他来了,我跑一条路,你跑一条路。他没法儿两头儿追赶。咱们俩至少有一个跑得脱。”
“对,”我说。“可要是有一个让他逮住了呢?”
“那个,让我想想看,”约尔说。“那没让逮住的一个该自首呢,还是去毁斯特福的汽车?”
“我赞成毁车,”我说。
“我也赞成,”约尔说,“那就一定毁车就是了。”
我们到了演戏场,两个小帐篷己经支起,那个大的正在支着。我们站在一边看着。他们那个干劲儿真可以。一总不过三五个人,看去像饭都没有吃饱的流浪人,做的事儿倒抵得上百十个人。还带管做的有声有色。
忽然一个大家管他叫“红头发”的跟我和约尔打起招呼来。
“喂,你们这两位阿拉伯朋友给我们帮个忙儿好不好?”他说。
我跟约尔跑到他身边。
“使得,”我说。
他是个矮小身材,一对阔肩膀,两只大手。你不觉得他矮小,因为他的样子挺有劲儿,也因为他长了一头厚厚的红头发。你简直把他当大力士看。
他把一根绳索递给我跟约尔。那根绳子一头系在地下的一块篷布上。
“这个事儿不叫两位为难,”红头发说。“那几位伙计竖起柱子来的时候,你们不住手拉那绳子,让那块篷布跟着柱子一齐上去。”
“是了,”约尔说。
正在大家忙着的那刻儿工夫,我们一眼瞧见斯特福来了。
“咱们现在可不能跑,”我说。
“让他来就是了,”约尔说。“咱们答应了红头发,不能言而无信。”
“我跟你说,”我说。“咱们给他说,等咱们把那帐篷支上了就跟他去;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溜。”
“使得,”约尔说。
斯特福是个大家伙,穿了一身工作服,牛肉一般颜色的一张脸,看样子该是一位大律师啊什么的。他走了过来,说,“得了,你们这两个小流氓,跟我走。”
“我们答应了红头发给他帮个忙儿,”约尔说。“我们把这块篷布一支上就跟你去。”
我们就尽了力气拉绳子,滑着脚,绊着交。那些人全都使劲干活。红头发叫唤着发号施令。一会儿大功告成,我们的任务已了。
我们也没有来得及等红头发道谢,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请我们坐下来吃午饭,还是什么的。
约尔一下窜了出去,往那头跑了,我就往这一头跑,斯特福就在我后头追来。我听见马戏班里的人哈哈大笑,红头发直着嗓子叫唤,“跑哇,孩子,跑哇。他逮不住你。他不行。让他好生跑一趟。他需要运动运动。”
我也听得见斯特福。他气坏了,骂人呢。
居然让我跑脱了。我藏起来,一直等到看着他坐上汽车开走了,才出来。这才走回大帐篷,约尔已经在那儿。
“咱们这一回要挨揍了,”约尔说。
“我看这回准是教养所,”我说。
“不会,”约尔说。“我想是三十下。要真是三十下的话啊,那就够咱们叫唤的呢。就算他是六十三吧,三十鞭也不是玩儿的。他不能算是老迈。”
“三十下?”我说。“喔哟。这要叫我哭出来呢。”
“说不定,”约尔说。“恐怕我也要哭出来,说不定。没挨上的时候,像是十下就要叫你哭出来,挨了十下居然熬住不哭,以为第十一下非哭不可了,又挨到第十二下,老是以为下一鞭要哭了,可是又熬住了。”咱们直到现在没哭过一次,总算是。三十下可就难说了。”
“管他,”我说,“反正要明儿呢。”
红头发又给我们一些工作,过后就吃午饭,让我们坐在他旁边。那餐午饭真不错。我们跟几个原籍是西班牙的走索儿翻觔斗的谈了一阵,又跟玩马的一家子意大利人谈了一阵。我们看了两场表演,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又帮着他们收拾场面,拆了帐篷,送他们到火车站,这才回家。我到家已经半夜里了。第二大早晨,我正好睡呢,又不得不爬起来上学去。
他们早就等着我们了。弗里伯特小姐也不让我们坐下等点名。她就要我们上校长室去。道生那老头儿也在那儿等着我们。斯特福也在那儿,而且很生气。
我肚子里说,“坏了。这回准要上教养所了。”
“这不是他们两个来了,”道生先生对斯特福说:“你要带去。你就带去。”
看样子他们俩已经谈判了一阵,谈得不挺投机似的。道生那老头儿像是很生气,斯特福也像是很不快活。
“在这个学堂里头,”老道生说,“有谁该罚,有我来处罚。不用别人费心。你要带他们去教养所,我可没有权力拦住你。”
斯特福没说什么。他站起就走了。
“你们这两个孩子,”老道生说。“怎么着?”
“我们跟他们同吃午饭,”约尔说。
“让我算算看,”老道生说。“这是第几回犯规了,十六?还是十七?”
“没有那么多,”约尔说。“大概是十一,不就是十二。”
“不管十几,”老道生说,“有一件事没错儿。这一回大概非三十不可了。”
“我记得原来说的是再下一回才是三十,”约尔说。
“不对,”道生先生说,“咱们老帐已经脱了节,可是我相信这回该加到三十。谁先来?”
“我,”我说。
“也好,阿拉木,”道生先生说。“伏紧在椅子上,沉住点儿气,叫唤得有分寸点儿。”
“是了,校长,”我说。“我一定尽力而为,可是三十下不是个小数目啊。”
好,出了件怪事。他给我三十下,没错,我叫唤了一阵,没错,可是叫唤得真有分寸。这是我叫唤过的最有分寸的叫唤;因为这是我挨过的最好挨的鞭子。我数了的,三十,没错儿,可是不疼,我原来恐怕不免要哭,竟没哭。
约尔也是一样。我们站在一起,等校长吩咐回去。
“我多谢你们两个孩子,”老道生说,“这回叫唤得真有分寸。我不愿意人家说我要你们的命。”
我们要想给他道谢给我们这么好挨的鞭子,可是我们说不出话。可是我觉得他知道我们要说什么,因为他微微一笑,那笑的样子让我们知道他知道。
我们这就回到班上。
我们很快活,因为我们知道,在九月里大赛会以前不会再有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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