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给我指点了一些书籍，问我有何具体打算。我说，我希望去上海、北京走一趟，拜访几位先生、查些资料。他觉得可行，当即照准，临别时满面春风地对我说：“好、自、 为、之！”

第三句他说过多次，记得读本科时就有密友拿它跟我打趣，但现在能想起具体情节的是在硕士论文答辩之后。当时湖南师大地理系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毕业前我们去了西安，向陕西师大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我的论文意外地谬承史念海先生青眼，得了几句不足与外人道的鼓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这样一位大家的肯定，当时吃的盐米不够，不自觉地可能有点骨头轻。第二天中午，正想独自溜出去享用一碗羊肉泡馍，从招待所出来，经过一个小巷，被何先生发现了。他把我叫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伟然啊，我只跟你讲一句话是的——谦、虚、谨、慎！”

从研二开始，公共课上完，主要精力投入专业训练，何先生便经常带我们出差。此后我们陪他散步的场所，也就由校园而延伸至外地。

真搞不懂当年的湖南师大何以对我们那么好，给的研究生经费那么多。读研的后两年，我一共出了四趟差：一趟武汉、南京、上海，一趟上海、北京，一趟上海、福州，一趟西安、兰州。

那时我们出差，除了去西安是申请学位，其它都以收集资料为中心。当时何先生的专著《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刚交稿（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随即他制订了一个宏大的新计划：将珍稀动物的研究推广至全国，范围扩展至二级保护动物。这一研究的主干资料是明清方志，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非去当地无从查阅。我当时出那几趟差，除单独去上海、北京是为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去武汉、南京、福州、兰州都是配合这一计划。为此何先生买了一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里面几乎每一条目都有他留下的各种标记，很多页面上还作了批注。现在这本书摆在我的案头，每次打开，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

印象最深的是从武汉去南京那次。在南京农业大学，我们住了约半个月。上班时间何先生跟我们年轻人一样，去农业遗产研究室读资料、抄卡片，动作很敏捷，我们不卖劲根本赶不上他。下了班一起回住处。招待所里开着一个套房，两个师兄住外间，我陪何先生住里屋。吃饭上大食堂，晚饭后在校园里走走。

特别有意思的是星期天。资料室不开门，我们又不上街，于是在招待所享清闲。我担心食堂关门，把四个人的早点都买了回来，可是他们躺着迟迟不起；我一边吃一边跟他们说话，走过来吃一个，走过去又吃一个，硬是帮他们把早点扫光。到了晚上，四个人围着电视机看歌手比赛，每一个歌手唱完，我们便揣摩着评委的亮分： “九点一！九点二！”音调起伏，参差错落，何先生叫得跟我们一样开心。

后来在别处，我再也没有那么好的饭量。记忆中也不再有那么回味温馨的时刻。

但是，跟着何先生，总还有另一种收获。何先生重感情，每去一个地方，都要拜访一些师友。由此我们也就有机会跟着他见识一些平常难以见到的前辈。

我常想，一个学者的养成，天资明敏、执着用功固然很重要，但仅有这些恐怕不够。还须见一些人。古人云：读其书，想见其人；这是一种境界。而见识人，开会、听报告，固然比较方便，但仅仅这样也还不够。最好能聊聊天、散散步，这样才能见识一个人的常态。人的精神总是在常态下才会比较真实、自然、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