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当然是李春芬先生。他住在一幢小洋楼里，行动已经很困难。何先生领着我敲门进去，李先生在客厅里候着，看见我们，挣扎着起来让坐。何先生快步上前，扶李先生坐在躺椅里，然后自己在旁边就坐。李先生说话很吃力，声音异常微弱，我这才知道他身染沉疴。但那天他精神尚可。何先生豪情万丈地向他汇报近年的工作，着重谈正在开展的研究全国珍稀动物分布变迁的计划，告诉他现存八千余种地方志，已经查阅近五千种，接下来再花一两年就可以完成资料收集，准备写六本专著。李先生听了颇受感染，不时加以勖勉。

以上几位前辈都是历史地理行外的，要不是跟着何先生，我很难有机会和他们接近。至于历史地理这一行内，我也有一些重要机缘是拜何先生之赐。

研三上期去北京查资料，何先生带我去拜访过侯仁之先生。在侯先生的书房里，听他跟何先生谈了约个把小时。毕业前去西安，何先生又特地带我们去史念海先生家里拜访，谈了大半个晚上。自我参加学术活动以来，侯、史两位先生就没有共同出席过，我同龄的有些同行连谭（其骧）、侯、史三巨头的面都没有见齐，而我居然有幸先后去他们书房里瞻礼，听他们言笑，虽时间短暂，受到的感动和激励是难以言宣的。

最后一次出差回校，四下里已经离歌遏云。同学们纷纷准备去单位上班。我一心想着念博，对此毫不措意。何先生问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我说我没想过。何先生说：“走！反正现在没事，我带你去找单位，留个退路。”

那是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天气已是十足的盛夏。何先生领着我先坐公交车过河，然后走了好长一段路，去一个他认为我可以去工作的单位找人，把我的情况当面向对方推荐。其实何先生跟对方并无深交，说了大半天，对方嗯嗯啊啊地就把我们师徒给送出来了。

那一天赤日当空，我和何先生都没有带遮阳器具。走在路上，何先生汗涔涔地下。我心里老大不忍，可是何先生不气馁。他带着我又去下一家单位，后来又去了再下一家。下午回河西，他老人家已经很累。第二天又带我在附近跑了一家单位。

恰好葛剑雄先生及时来信，告诉他，我已经考上了。

接到信那天，何先生特别高兴。早早地吃了晚饭，就过来找我。往日他都是站在楼下叫我们下去，那天他自己跑到我寝室来了。研究生楼在半山腰，我寝室在四楼；何先生体态魁梧，登高素来不易。我很诧异，请他先坐下。他不坐，欢天喜地地掏出葛先生的来信，和我逐字逐句欣赏。等到信读完，他才坐下把气喘平，我送他下楼，像往常一样陪他散步。

真是奇怪得很，那天一路上何先生碰到的熟人特别多。每碰到一个，他就远远地招呼，然后隆重介绍：这是我的研究生某某某，今年考上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了！当时正值湖湘文化研究热潮，潮流的掀起者林增平先生在其开创之作《近代湖湘文化初探》中对谭先生的论著极为推崇，一时间湖南学界闻谭先生之名便鞠躬致敬。弄得我在一旁很不好意思。

一圈步散完，我送何先生回家。师母告知一个消息：某某人得了一个什么奖。印象中那个奖挺难得的，谁知何先生当即正色对师母说：“咯有么子稀奇？还比得上考取谭先生的博士生呀？”

记忆中那是我最后一次陪何先生散步。自我负笈东下以后，不久何先生就和师兄一起来复旦开过会；之后十余年间，我回长沙的次数实在不能说少，每次回去，必去看他和师母；可是，再没有机会像以前那样慢慢地陪着他边走边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