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一会，我们告辞。走到那个巷口的时候，李修睦先生又在那里豪气干云地坐着。我心里暗暗赞叹，不忍打扰。

回去的路上，何先生久久没有说话。我心里很感伤，觉得那一片天地都还笼罩在上一个时代的阴影里，无论物质空间还是受访者的精神世界。很想哼一首当时流行的那种苍凉哀怨的“西北风”抒发心情，可是，何先生只顾一步步前行，我不好意思出声。

我注意到在李、石两位先生谈起文革话题的时候，何先生只在一旁静听，从不接白。在他身边那么多年，零零星星听他忆过无数次旧，从没听他说起吃过的苦、受过的难、怄过的气。那些，他好像从不把它们放在心上，过去了也就让它们永远过去了。他甚至都不愿写回忆文章。电视剧《围城》播出后不久，其时我已经来上海念书，见面时我劝他写一写当年蓝田国师真实的学生生活，也回忆一下他那时的导师王庸（以中）先生，他默然，一直没写。他一心只想着做论文、写专著。我想，这正是他花甲后从学术上重新起步，还能发表百余篇论文、出版八本专著的根基所在吧。

第二天，何先生带我们去武大拜访唐长孺先生。马志琳先生早已帮我们联系好，此时又来为我们引路。

到的时候已经是午后，唐先生不在家，门口贴着硕大的告示。大意是唐先生身体欠佳，不便见客，请勿打扰，落款处盖着武大的公章。我们鹄立片时，唐先生回来了。他两眼已经基本上失明，掏出门钥匙，用手摸了几下才找着锁孔。门打开后，他对家里的空间摆设非常熟悉，很利索地领我们进了书房。他自己躺在躺椅里，请何先生坐旁边。

唐先生曾在国师史地系任教，是何先生大学时的老师。那天他们师生白发相对，主要是回忆国师往事。何先生很恭敬地坐着，担心唐先生听不清，身体不时前倾。他说了不少人事掌故，以及当时学生对时事的感受。言语间提到很多人名，可惜我对国师历史知之甚少，缺乏记忆支点，现在已经全忘了。只记得当时的情景：阳光从窗口斜进来，照在唐先生额上，非常明亮；两位先生非常兴奋，何先生讲一句，唐先生哦一声，拖着长长的尾音，腔调苍老柔软却透着中气。

后来每当我拜读唐先生的论著，甚至每当看到他的名字，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场景。

那之后我们去了南京，之后又到了上海，住华东师大。那是何先生的旧游之地，五十年代他曾在那里进修过一年。他多次跟我深情地说起，当年李春芬先生很欣赏他的文史功底，力劝他研究历史地理。尽管他到文革后才付诸实施，但内心里一直十分感激。

可那次我们去华东师大感觉不妙。刚到上海，就听说陈旭麓先生在先一天晚饭时走了。心脏病，走得很急。陈先生是湖南湘乡人，享年才七十岁。这消息听得我们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世界太无常。经过校园里一个转角处，熟人又说，这个地方对地理学家不利，去年一年南京大学就有三个地理学家在此出了事，或自己摔倒，或被自行车挂倒，总之是骨折、住院。这一八卦让我们更紧张。我们并不迷信，但何先生毕竟是马上七十岁的人，做学生的岂敢有丝毫大意。加之师兄不停地提醒从上海去长沙的票很难买，弄得那几天师徒四人的情绪简直惶惶然。

住下后何先生还是带我们去拜访了两位前辈。一位是褚绍唐先生，著名的地理教育家，研究《徐霞客游记》和上海历史地理也非常有名，当时还不到八十岁。我们去看他时，远远地在丽娃河桥头就碰见他。他体气较弱，举止颤巍巍的，说话声音也轻，我们在他家坐了不多久就出来了。